2022年7月7日，蔡秀军（右）为彭淑牖教授颁发2021年度“十大医学泰斗”荣誉证书。作者供图

■蔡秀军

时光荏苒，不知不觉，我与导师彭淑牖教授相知相识已40余年。他对临床的毕生挚爱、对科研的矢志创新、对教育的无私奉献、对患者的入微关怀、对生命的豁达乐观，像火炬一样照亮我前行的方向，一直鼓舞着我在外科学领域持续思考、钻研，促使我和团队打破常规，不断推陈出新、精益求精，取得优异的成绩。那些与老师在学生时代、开疆拓土时期共同经历的点滴，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笔财富。

初遇师门，点亮行医初心

1986年，我从浙江医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浙医二院普外科，自此开启行医生涯。当时彭老师已经是浙江外科领域的“传奇人物”，留学交流结束后从英国回到二院担任外科主任和外科研究所所长。

1988年，当时还是住院医师的我，一边工作一边备考研究生。虽然有着两年的临床经验，但不管是外科实战还是医学研究，我倍感自身存在诸多不足。经过层层选拔，我有幸成了彭老师带的最早一批学生之一。

彭老师是我行医路上的引路人，他的悉心点拨、身体力行，让我更加充分理解“医者仁心”背后的职业信仰，也让我的思维方式逐渐打开。

在临床上，彭老师经常鼓励我对每一次手术进行回顾性思考、分析，总结手术操作的每一个步骤，分析存在的问题和缺陷，找出可以改进、提升的地方，制定出解决方案。此外，他提醒我要时刻关注患者主诉，“以患者为中心”，从患者的自身感受出发来分析手术、治疗方案是否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

这些临床、研究的思维方式一直启迪着我，让我得以锤炼出一种对外科的前瞻性思考，保持对患者尽心尽责的态度，也为日后的系列临床创新埋下重要伏笔。

对临床医学来说，失之毫厘，谬之千里。正因为如此，彭老师对学术研究极其严谨，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对患者尽心尽责。他时常警醒我们，一个疾病的背后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关系到一个乃至数个家庭的幸福。行医是个精细活，不能打马虎眼，要尽善尽美地去服务患者。彭老师这份对待职业严谨务实、对待他人饱含温情的处世方式，潜移默化融进了我的骨髓，也成了我后来培育学生时立下的第一条准则。

言传身教，立德而后精医

彭老师从自身系列创新实践告诫学生，临床医学的发展离不开创新，而创新的目的是更好地造福患者。

我有幸见证并参与了被外国专家称为世界外科领域划时代进步的“彭氏刀”从想法到落地的整个过程。

20世纪80年代末，切肝器械存在各种不足，用起来不利索，导致许多疑难肝癌切除成为禁区、一般肝癌切除耗时巨大等临床问题出现。针对这些问题，彭老师一直在思考改进方案。

我记得有一次老师下了手术台，跟我分享了他的新想法：如何将外科手术用到的手术刀、止血钳、镊子等七刀八剪变成“一把刀”。

这是老师在无意中把玩圆珠笔时的突发奇想，他将圆珠套管的头做成一个像梳子一样的东西，像梳头发一样在类似肝组织上实验刮剥，肝组织被一层层剥落，一条条血管显露出来，刮下来的肝组织用吸引器吸走，遇到小血管不需要更换器械，直接进行电凝、电切。

有想法就付诸行动是彭老师的一贯作风。在那次头脑风暴后，彭老师带着我开始着手这款手术工具的落地。他经常顶着烈日带我到杭州一家车床厂进行工具的设计、打磨、组装，不停地优化方案。

功夫不负有心人，跑了无数次工厂，改了无数版设计方案，又经过长达四五年的动物实验，这把将电切、电凝、吸引、剥离四大功能合而为一的手术器械终于诞生了。

后来，多功能手术解剖器开始量产，在国内外600余家医院广泛使用，使原被列为禁区的疑难手术变成常规手术，推动我国肝胆胰外科手术水平与世界并驾齐驱。

2001年2月1日，我38岁时，有幸作为创新团队成员之一与彭老师凭借“刮吸手术解剖法的建立与多功能手术解剖器研制”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守正创新，师徒并肩拓路

在参与了彭老师多个临床发明创造后，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他所传授的这个道理，并将这种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融进日常的临床工作，继而探索出一系列原创性的发明成果。

2005年3月，我和团队完成了国内第一例完全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术后患者没有发生任何并发症。

在进行回顾性分析时，我发现在开腹状态下缝合，一针只需要几秒钟，但在腹腔镜下，医生缝一针则需要5分钟，效率极低。

“壁虎的尾巴断了能自己长好，肠子也有自愈能力。是否可以利用组织的自愈能力完成吻合？”我的脑海里跳出了这个天马行空的想法。同时，在彭老师“捆绑式胰肠吻合术”的启发下，我反复琢磨思考了半年后，在国内外首先提出“免缝合的支架法空腔脏器吻合技术”这一全新理念。第一代可降解支架在经过16年的系列研究后应运而生。

后来，一位浙大老教授身患低位直肠癌来邵逸夫医院手术，需要做回肠造口转流术，但老人家对造口深有顾虑。

很快，一个新的想法诞生了。在第一代支架产品基础上，我在原有支架上设计了一个隔断，将其放置于回肠末端，用引流管将消化的食糜排出体外。这就是目前已经在临床应用近500例的原创性发明成果“支架法肠道转流术”。这一创新成果打破了临床沿用近170年的常规术式，既保护低位直肠吻合口，又可避免3~6个月的人工肛门留置及二次回纳手术，显著减少患者生理、心理的痛苦。

“创新不是为了发论文，是要解决临床的痛点难点。”这是彭老师反复跟我们强调的一句话，也是我们团队一直没有停下探索脚步的原因。

微创手术已成主流，但力反馈缺失让医生打结全凭手感，传统“外科死结”拉紧多少全靠经验，加装力传感器又面临灭菌难、适配差等现实困境。基于此，团队研发出“Sliputure”活结智能缝线，接入视觉反馈后可毫秒级制动，让年轻医生的打结力一致性大幅提升，接近资深医生水平。

彭老师是良师也是益友。在我前期很多重要的手术现场，他都在一旁保驾护航；在我遇到瓶颈时经常鼓励我、点拨我。彭老师不光鼓励学生创新，还会对学生的创新进行进一步改良与完善。

当时，针对如何挽救术后剩余肝脏体积不足的较晚期巨大肝癌患者，我和彭老师讨论后，决定在腹腔镜下用一根“绳子”解决——将一根有弹力的绳子绕肝脏一周进行捆扎，阻断了左右肝脏之间的交通血流，等一侧肝脏养大后再行切除手术。这就是“蔡氏ALPPS”手术的由来。

后来，运用“肝脏养大”原理，彭老师发明了“末梢门静脉栓塞术”，为肝癌患者提供了一种新选择。

我清楚地记得，2014年5月30日，首例“蔡氏ALPPS”手术患者出院的那天，彭老师一大早驱车来医院，和我一同查房，一左一右搀扶患者下床行走，耐心询问病情。

那一刻，师徒并肩护佑生命的画面，成了我从医路上最珍贵的记忆。他怀着一份大爱传道授业，唯愿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院长。本文原刊发于《中华普通外科杂志》，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