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嘉

■樊嘉

我们正处于肝癌防治的历史转折点。从依赖单一且不灵敏的甲胎蛋白（AFP）和肝脏超声（US）检查，走向多模态数智化序贯筛查，我们正在构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切实可行的早筛新路径——GAADm血清学初筛、普美显磁共振成像（MRI）精准确诊、全程数智化管理三者协同，有望为全球肝癌防治贡献中国智慧。

“癌王”的早筛难题

肝癌在上世纪60年代就有着“癌王”的可怕称号，过去患者确诊后平均生存期仅3至5个月，预后极差。

我国肝癌负担十分沉重，整体呈现发病率高、死亡率高、手术难度大的特点。《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6年版）》指出，2022年全国原发性肝癌发病人数36.77万，占全球病例的42.5%，位列各种癌症新发患者数第4位、发病率位列第5位；2022年因原发性肝癌死亡人数31.65万，死亡人数和病死率均位列第2位；人群肝癌5年相对生存率为14.4%，诊断时为中期和晚期比例达50%以上。

肝癌治疗困境主要体现在两大核心难题：一是肝脏发病早期几乎无明显症状，很难实现早期筛查与确诊，多数患者发现时已发展至中晚期；二是肝癌恶性程度高，治疗后极易出现复发、远处转移，大幅提升了治疗难度与死亡风险。

早期发现和早期诊断，是影响肝癌病人长期生存的关键因素。

然而，当前中国肝癌筛查面临多重困难。

一是公众早筛意识薄弱。高危人群规范监测依从性偏低，大量潜在高危人群未能定期参与筛查，极易错失早期检出窗口。

二是筛查经济成本高昂。现有体系下，高额成本大幅限制大规模普及推广。

三是传统筛查手段效能不足。目前临床通用的AFP联合US筛查模式存在明显短板，严重制约肝癌早筛效果。第一，AFP检测敏感性不足，针对早期肝癌、AFP阴性肝癌的检出能力偏弱，同时假阳性偏高，容易造成误判。第二，腹部超声对微小病灶识别能力有限，针对直径＜1cm 的微小肝癌检出率不足30%，且检查结果高度依赖操作医师的技术水平，标准化程度差。第三，整套筛查流程缺乏清晰分层管理体系，没有形成规范的“初筛→确诊”闭环路径，极易出现阳性病例搁置随访或不必要的过度检查等问题。

针对传统筛查方案的痛点，行业亟须建立“血清学初筛先行，再依托影像学完成确诊”的序贯数智化管理路径，提升早期肝癌整体检出效率与诊疗衔接质量。

建立多模态序贯筛查体系

面对传统筛查的瓶颈，我们团队从分子层面寻找突破口。2011年，我们在《临床肿瘤学杂志》（J Clin Oncol）发表了题为Plasma MicroRNA Panel to Diagnose Hepatitis B Virus-Relat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的研究论文，首次系统报道了肝癌血浆中存在特征性的miRNA表达谱。研究纳入了934例受试者，通过微阵列芯片筛选和定量PCR验证，最终确定了一个由7个血浆miRNA（miR-122、miR-192、miR-21、miR-223、miR-26a、miR-27a和miR-801）组成的诊断组合。该组合在训练队列和验证队列中的AUC分别达0.864和0.888，能够较好地区分肝癌与正常人、慢性乙肝及肝硬化患者，且对早期肝癌（BCLC 0期）同样具有良好诊断效能。

经过大量研究、优化和验证，我们在此基础上研发了miRNA7TM检测试剂盒，仅需采集0.2ml血浆，即可通过对7个肝癌相关微小核糖核酸检测结果的综合评估来诊断肝癌。该试剂盒整体诊断肝癌AUC可达0.89，针对AFP阴性肝癌AUC为0.88；在BCLC 0期直径＜2cm极早期肝癌人群中，miRNA7检出率可达67.9%，远高于传统标志物AFP的43.7%，即便在AFP、DCP双阴性的极早期患者中，灵敏度仍维持67.82%，能够检出30%~40% 常规血清标志物难以识别的微小肝肿瘤，消除传统筛查的诊断盲区。该试剂盒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已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为国内首款获批肝癌辅助诊断的血浆miRNA体外诊断产品。

在此基础上，我们先建立基础GAAD风险评分模型，仅整合性别、年龄、AFP、异常凝血酶原（DCP/PIVKA-Ⅱ）四项指标；在此之上叠加7种血浆miRNA标志物，升级构建多模态融合GAADm算法。其区分肝癌与慢性肝病、健康人群的诊断效能全面优于单纯GAAD、单一AFP、DCP或miRNA7检测。

对于初筛阳性或高危人群，我们引入普美显（钆塞酸二钠，Gd-EOB-DTPA）增强MRI作为精准确诊工具。普美显是一种肝胆特异性造影剂，可被正常肝细胞高度摄取，肝癌细胞则摄取极低，二者形成鲜明信号对比。它能够精准鉴别肝硬化再生结节、异型增生结节和早期微小肝癌，尤其适用于初筛阳性（含AFP等肿瘤标志物阴性）但常规影像未见明确占位的患者。《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6年版）》推荐在中、高风险人群中使用Gd-EOB-DTPA增强MRI诊断亚厘米肝癌，其诊断敏感性为72.1%。

由此，我们形成了“中山模式”——一套从初筛、影像确诊到长期随访的全流程数字化管理体系。乙肝病人、肝硬化患者、肝癌家族史者等高危人群，首先采用叠加miRNA7标志物的GAADm复合模型开展血清学初筛；阳性或高风险者转诊至具备条件的医院，通过普美显MRI进行精准确诊，全程依托数字化平台进行风险分层、随访提醒和疗效评估，形成完整诊疗闭环。

这一模式可检出常规手段易漏诊的极早期微小肝癌，实现“分层有序、极早期发现、精准可靠、可复制推广、闭环可控” 五大核心优势。血清学筛查可在社区和基层大规模开展，MRI资源则集中分配给高风险人群，既避免了资源浪费，也减轻了患者焦虑。

曾经有一个病例令我印象深刻：一名65岁女性体检发现肝脏占位，当地医生判定为肝血管瘤，仅建议定期随访；家属心存顾虑，前来我院复查。我院完善普美显MRI与超声造影，均提示病灶存在恶性风险，病灶大小仅1.5×1cm，属于肝脏内小于2cm的微小强化结节，这类病灶单靠影像很难精准定性。术前传统肿瘤标志物检查结果全部处于低水平——AFP仅2.4、DCP仅26、AFP-L3仅3，但miRNA7检测结果为阳性。依托多模态筛查体系综合研判后，患者接受手术，术后病理确诊为肝细胞癌。如果仅依靠传统标志物或当地单一影像判断，这例极早期肝癌病例极有可能被延误诊治。

还有一个典型病例：一名27岁女性在外院检出肝脏占位，外院影像高度怀疑恶性肿瘤，患者无肝炎病史、无肝癌家族史，转入我院进一步评估。我院MRI与超声造影同样提示病灶疑似恶性，病灶直径仅1cm；术前AFP轻度升高至24.6，但miRNA7检测结果为阴性。结合miRNA7结果开展多维度综合评估，我们修正了单纯影像带来的恶性倾向判断，患者术后病理证实为良性肝腺瘤，借助miRNA7的检查有效避免了过度诊疗。

将“中国方案”推向世界

2025 年，我作为联席主席牵头全球肝病、肿瘤专家，在《柳叶刀》（Lancet）发布《全球肝癌防治策略和行动计划》专家委员会报告，形成覆盖预防、筛查、诊疗、随访全流程的全球肝癌中长期防控行动框架。我们的目标很明确：把中国成熟的肝癌早期筛查模式与实践经验推向全球。

未来十年，我们设定了四个核心目标：第一，全面推广可复制的中山模式，覆盖更广泛的区域和人群；第二，将肝癌早期发现率提升到60%以上；第三，将5年生存率稳步提升至70%；第四，建立全球最大规模的多模态高质量数据库，形成中国指南、中国标准和中国方案。

实现这些目标，需要五条关键落地路径。

一是指南推动。凝聚全国肝癌专业专家力量，争取将 GAADm + 普美显 MRI 序贯筛查写入下一版诊疗指南，并纳入医保覆盖范围。

二是构建双轨筛查模式。推动筛查窗口前移，实行政府主导、覆盖农村与社区高危人群的组织性筛查，与医院日常机会性筛查并行开展。

三是强化诊疗衔接。确保初筛阳性者100%转诊至对应科室完成确诊，杜绝 “筛而不治”、社区初筛与三级医院接诊脱节的断链现象。

四是深化多方协作。联动政府部门、医疗机构、科研单位、体外诊断企业、影像设备厂商形成合力，协同优化筛查技术、降低整体筛查成本。

五是依托数智平台支撑。搭建 LDP 系统，实现跨场景数据整合、人群风险分层、转诊智能提醒、患者随访追踪与全流程质控评价。

肝癌早筛正处于历史转折点。从依赖单一且不灵敏的指标，走向多模态数智化序贯筛查，我们正在用中国数据和中国智慧，构建一套经得起实践检验的“中国方案”。这条路，将惠及全国，也将为全球肝癌防治提供重要参考。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名誉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