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协和医院缓和医疗中心主任宁晓红：

疾病终末期医疗决策应回到患者本人

生命支持是否启动、是否撤除，本质上不是“剥夺生命”，而是尊重患者以何种方式走完人生最后阶段的愿望。前提是患者在充分了解治疗可能带来的结果后，能够真实表达自己的意愿。

医生有责任用患者能够理解的语言，帮助其了解插管、机械通气等生命支持措施可能带来的体验和影响，而不是代替患者作出决定；当患者已经明确表达意愿时，医疗团队和家属应尽可能予以尊重。

临床实践中，真正困难的往往不是医学科学判断，而是沟通。许多患者并非没有想法，而是缺少表达机会；不少家属出于保护心理，不愿让患者参与讨论。疾病终末期医疗决策者应纳入患者本人，通过充分沟通，让患者、家属和医护人员共同决策，而不是由任何一方替患者作出选择。

与此同时，家属悲痛、犹豫和挣扎并不是因为决策失败，而是亲情、不舍和责任的真实表达。医务人员应给予足够的时间和支持。帮助患者及其家属共同完成这一艰难抉择。

曾经医学教育更多强调“与死亡抗争”，临床训练几乎都围绕如何维持生命体征展开，很少有人告诉医生，当患者病情已经无法逆转时，应如何让其舒适、有尊严地离世。对于无法治愈的患者，医生不仅要尽力救治，更应努力减轻患者痛苦、维护患者尊严，让患者平静、有质量地完成生命最后的旅程。

北京协和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苏龙翔：

生命支持撤除是另一种积极治疗

生命支持撤除并不是治疗终止，而是重症医学科（ICU）中与积极救治同等重要的治疗路径。ICU的核心任务是尽最大可能挽救具有可逆性的危重患者，但当疾病进入不可逆阶段时，医疗目标应从单纯延长生命转向确保患者整体获益和生命质量。

ICU医生不仅要具备积极救治危重患者的能力，更要准确识别不同类型重症患者。对于急性、可逆性重症患者、高危围手术期患者以及慢性疾病急性加重患者，应积极实施重症救治；对于慢性疾病终末期患者，则应更加关注治疗获益和生命质量；而长期依赖ICU生命支持、无法脱离重症环境的慢性重症患者，是当前重症医学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未来需要进一步探索治疗策略的目标人群。

当前，临床上存在将“加强医疗”（intensive care）与“缓和医疗”（palliative care）完全对立的误区，临床实践中往往呈现“自始至终的勇往直前”激进模式或“先全力抢救无果后再转缓和”的滞后模式。实际上，缓和医疗应贯穿重症治疗全过程，与ICU救治同步介入，而非“全或无”式的始终不采纳或是终末阶段才启动。

对于预后不良或长期治疗困难的患者，医生在充分判断指征的情况下应尽早引入缓和医疗团队，在症状控制、沟通治疗目标、照护决策支持等方面与重症团队协同工作，以减少患者痛苦并提升决策质量。

重症医学追求的是尽最大努力挽救生命，缓和医疗面对的是受严重疾病威胁的照护，两者并非对立，其目标是统一的。生命支持撤除不是停止治疗，更不是放弃治疗，而是另一种积极治疗的维度，让生命在有品质的情况下拥有应有的长度。

北京市海淀医院安宁疗护科/安宁疗护中心主任秦苑：

生命支持撤除应遵循医学临床伦理学4项核心原则

生命支持撤除应始终遵循医学临床伦理学四项核心原则，即尊重患者自主权、维护患者最佳利益、避免医疗伤害以及公平合理配置医疗资源，并始终引导家属站在患者利益和患者意愿的角度共同作出决策。

对于已进入不可逆终末状态的患者，继续实施机械通气等生命支持措施，往往只能延长濒死过程，而无法改善最终结局，并且增加痛苦。从伦理角度看，医疗目标的重点应由“延长生命”转向“减轻痛苦与维护尊严”。

生命支持撤除与安乐死具有本质区别。安乐死是人为提前结束生命，而撤除无效维持生命医疗针对的是已经进入临终阶段、完全依赖生命支持的患者，停止采取延迟死亡的干预措施，患者最终死于原发疾病，而非医疗行为本身。

对于危重患者，临床应坚持“先积极治疗、动态评估”的原则。在不确定预后情况下，可采用限时试验治疗（TLT），明确治疗时长与目标；若治疗无效，应及时转向安宁疗护；若存在不确定性，则重新评估并调整治疗策略，避免无限期维持高强度抢救。

安宁疗护不仅关注患者善终，也关注家属善生。在保障患者舒适和尊严的同时，应给予家属充分支持，为家属创造陪伴患者、完成告别、表达情感、留下纪念以及亲身照护患者的机会，同时避免让家属亲手撤除生命支持设备，以减少复杂性哀伤的发生，真正实现“逝者走得好，生者才能活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