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雯洁

■本报记者 张思玮

孩子遭受侵害，既是家庭的伤，也是社会的痛。

去年3月，在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最高检）举行的“加强综合司法保护 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新闻发布会上，时任最高检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宫鸣表示，2020年至2023年，检察机关共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24.3万人，年均上升5.4%。

其实，早在2021年，我国就开展“利剑护蕾”专项行动，以期用法律的利剑织起一张未成年人保护网，为祖国的花朵撑起一片司法保护的蓝天。

但事实上，制度“在场”并不必然带来行动“到位”，也不等于风险能被及时发现、孩子能被及时保护。“儿童保护要想从专项推进变成常态，迫切需要一套更接近公共卫生干预的逻辑：识别阻力点、配置工具包、打通工作流。”中南大学湘雅公共卫生学院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系主任龚雯洁曾挂职湖南省邵阳市某区副区长，她更深切的体会是，“利剑护蕾”常常面临同一个难题——从教师发现异常到依法依规启动报告，再到专业部门接力处置，这段最关键的“路”没有在末端真正“跑通”，往往是因为相关流程无法被一线转译为可执行。

制度落地的断点

“很多时候不是老师不关心孩子，而是学校端缺一套真正可执行的流程和支持方案。”龚雯洁在调研中观察到，强制报告之所以在末端“卡壳”，往往不是态度问题，而是典型的实施问题：谁来做、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算合规，遇到复杂情境怎么处理，报告后是否有反馈与保护……这些问题如果没有回答清楚，制度就很难稳定运行。

在对校长、班主任、任课教师等多方访谈中，研究团队总结出三类最影响制度启动的阻力。其一是“不会报”。不少教师知道“遇到疑似情况要报告”的原则，但进一步追问，往往说不清向谁报告、需要提交哪些信息、时限如何、如何留存记录、校内如何分工。其二是“不敢报”。教师担心误报引发纠纷，担心家长投诉、舆情压力，也担心职业风险。当报告被理解成“给自己找麻烦”，沉默就变成一种更安全的选择。其三是“报了没人接”。一线教师即便鼓起勇气上报，也可能面临后续处置不清晰、转介衔接不顺畅、反馈机制缺位等问题。

“这就需要借助实施科学的思路，把政策要求拆解为校园里可落地的工作流，并在真实情境中持续评估、迭代优化。”龚雯洁表示。

预防教育的启示

当然，打通“最后一公里”，不能只盯着报告端口，也要把前端预防做扎实。

龚雯洁团队近期发表的系统评价与Meta分析被纳入26项基于学校的防性侵干预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学校防性侵项目总体能够改善参与者的相关知识、态度与自我保护技能，但随时间推移，干预效果存在衰减，知识维持在随访超过3个月后下降更明显，而技能维持相对更稳定。

“这表明，学校教育不能只靠一次性的宣讲。”龚雯洁主张把防性侵教育做成与班会、课程节奏相嵌合的常态化内容，强调情境演练与可迁移技能，比如身体界限、拒绝与离开、求助路径、同伴支持、网络风险应对等，并通过阶段性复训抵抗遗忘，让保护能力真正留在学生的行为里。

对学校而言，这类前端能力建设还有一个现实意义：当全校师生都形成更清晰的“风险语言”和“求助路径”，异常线索更容易被识别与表达，强制报告也更容易在组织层面启动。

龚雯洁认为，如果预防教育能够实现分龄内容包的常态化嵌入，明确不同年龄段的核心目标，那么校园保护网的经纬度将更加致密。

识别逻辑的界限

不过，在校园场景中，许多可见的异常表现并不特异，既可能与侵害相关，也可能与欺凌、抑郁焦虑、家庭变故或一般创伤相关。完全依靠教师个人经验“识别”，既容易漏掉真正高风险，也可能因盲目自信或错误线索导致误伤。

研究团队在访谈中发现，少数人甚至会把风险与学生外表、穿着等因素简单绑定，形成错误的预警逻辑。

“教师不需要成为‘鉴别诊断者’，更不应该变成‘侦探’。”龚雯洁指出，学校端更可行的目标是提升早期警觉与规范响应。基于这一定位，研究团队在文献证据与一线访谈基础上，梳理校园环境中更可能被观察到的警示信号线索，计划通过专家共识形成简洁、可操作的结构化观察与记录工具。

龚雯洁强调，识别的关键在于发现异常、结构化记录、校内专责研判并最终触发分级响应。只有当“看见什么、记下什么、交给谁”变得明确，教师才更可能在压力情境下做出一致、合规的响应，而非单纯依赖直觉判断。

跑通闭环的关键

强制报告的“最后一公里”之所以难打通，在龚雯洁看来，是因为它要求学校同时具备预防常态化、识别可执行与衔接可靠化三大能力。真正可持续的做法，是把强制报告做成学校治理的“基础设施”。

龚雯洁建议，学校端至少要把三件事做实。首先，要有清晰、统一的校内工作流。包括发现线索后的记录方式、校内研判与分工、对外报告路径、信息保密规则。流程越清晰，执行越稳定。其次，要建立校内“接得住”的支持机制。学校需要固定的专责联络与会商机制，接收线索并组织研判，而不是让某个老师独自承担全部判断。最后，要形成对善意履责的制度性保护。

“强制报告的目标不是制造恐慌，更不是把压力全部传递给老师，而是让风险更早进入专业系统。”龚雯洁强调，报告的门槛是“合理怀疑”而非“确凿证据”。只有当教师相信“报了就有人接、接得住、处理得规范”，且自身权益受到保密与免责保护时，强制报告才会从“文件要求”变成“日常动作”。

科研与行政的合力

“儿童保护领域不缺理念，缺的是可复制、可评估、可持续的方案。”龚雯洁表示，实施科学的价值，正在于把“应该做什么”进一步推进为“怎么做、谁来做、能不能持续做”。

更重要的是，在未成年人保护这样的复杂议题上，科研与行政并不是两条平行线：行政提供制度框架、资源配置与部门协同的抓手，决定了“能不能做”；科研提供证据、工具与评估方法，解决“怎么做得更稳、更准、更久”。当政策要求进入校园末端，真正决定成效的往往不是口号力度，而是流程设计是否贴近场景、工具是否足够简洁、责任与支持是否对等、反馈机制是否形成闭环。

龚雯洁将打通“最后一公里”提炼为四个实施要点：流程可视化、工具极简化、责任与支持配套、评估运行常态化。把这些要点固化为学校日常运转的“基础设施”，再通过持续评估不断迭代，专项行动才能沉淀为长效能力；同时只有一线教师在“合理怀疑”出现时能够被流程托住、被组织支持、被专业系统接续，强制报告才能从纸面走向可依赖的保护路径。

“让每一次合理怀疑都不止步于沉默，让每一次报告都通向及时、专业而有温度的处置，将行政的制度优势与科研的证据能力在同一条工作流里汇合，以实施科学为磨刀石，‘利剑护蕾’才会真正锋利，也更可持续。” 龚雯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