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雨

院士观点

◎同样的病，在老年人的临床表现、治疗反应和转归上与非老年人有很大差别。所以对老年人疾病的诊断与治疗也应与一般成人有所区别。我们现在临床上对此还不够重视，往往因此影响医疗质量，乃至形成事故。

——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

◎过去较长一段时间内，老年健康领域更多聚焦于“医养结合”，现在应强化“康养结合”的整体思路。在保障必要医疗服务的前提下，更关注老年人如何“健康地生活”。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

◎要坚持“科研先行，数据驱动”，以科技创新重塑老年医学范式；构建“整合照护，全人全程”的多学科协同服务体系；推动“体系融合，政策赋能”，实现医康护养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科学院院士樊嘉

◎健康老龄化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成本最低、效益最好的手段和途径，建议健全老年人健康服务体系，推进健康老龄化，全方位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

——中国工程院院士范先群

日前，为深入贯彻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着力提升老年护理服务能力，有效对接老年人多元化、差异化护理服务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医保局、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四部门印发《老年护理服务能力提升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

据世界卫生组织（WHO）预测,到2050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将超过35%。

在这样的背景下，《行动方案》提出，到2027年，老年护理资源有效扩容，覆盖机构、社区、居家的老年护理服务体系逐步完善，从业人员服务能力不断提升，老年护理服务持续改善，服务连续性、可及性、规范性持续提高，老年人获得感不断增强。

老年护理覆盖明显不足

当一位高龄失能老人出院后，谁来完成换药、翻身、功能训练？当多种慢性病叠加、身体功能持续退化成为常态，单次住院治疗还能否真正解决问题？这些具体的照护难题，正在成为不少有老年人的家庭面临的共同现实。

我国一项对20多万60岁以上老年人的调查显示，慢性病患病率为81.1%（估算近1.8亿人），超过1/3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患共病，即“一体多病”的情况在老年人中普遍存在。在此背景下，老年人对长期护理和连续照护的需求不断上升。

为更直观了解老年护理需求的真实状况，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护理创新研究中心主任胡秀英及其团队，曾对四川省老年人护理需求及服务情况开展系统调查。

该研究基于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老年护理需求评估数据库，数据收集时间为2020年4月至2021年12月，评估对象为65岁及以上老年人，覆盖该省21个市州和135个区县，共纳入127万余名老年人。

与以疾病诊断为中心的统计方式不同，这项调查更关注老年人的功能状态和现实照护需求，重点回答了三个问题：老年人目前均处于什么样的能力水平？是否存在需要专业护理介入的风险？现实中是否已经获得相应服务？

在护理需求分级方面，研究将老年人按照能力状况和健康问题综合划分为五个等级，从能力完好到极重度失能，形成一条从“基本自理”到“高度依赖护理”的连续谱系。

该研究的评估框架强调“功能导向”，重点覆盖老年人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精神状态与社会参与能力，以及感知觉与沟通能力等方面。同时，通过老年人自我报告的方式，了解近期是否发生跌倒或晕厥，是否存在抑郁、失眠、尿失禁等老年综合征。

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老年人的生活安全和照护需求，是判断是否需要专业护理的重要依据。

在护理服务层面，调查将老年护理服务细分为生活护理、护理与康复、心理护理和中医护理四大类，以更清晰地呈现服务供给的实际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75.62%的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良好，但仍有约31万名老年人存在不同程度的护理需求，占总样本的24.38%。

更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些已经明确存在护理需求的老年人中，仅有41.61%能够获得相应护理服务。也就是说，超过一半有护理需求的老年人，现实中并未得到匹配的专业支持。

“老年护理服务供给与实际需求之间的明显差距，正在成为制约老年健康保障的重要问题之一。”胡秀英指出，任何护理需求的长期未满足，都会增加老年人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的风险，不仅加重家庭照护负担，还会对社会、经济和卫生保健系统形成持续压力。

胡秀英认为，这一问题的出现并非偶然。一方面，我国老年护理需求评估和服务体系处于探索和起步阶段；另一方面，护理服务费用负担、城乡和区域差异、护理人力资源紧缺等现实因素，直接影响了服务可及性。尤其在农村和基层社区，不少老年护理服务仍由兼职基层卫生人员承担，专业护理力量明显不足，难以覆盖持续增长的照护需求。

这项基于四川省大样本数据的调查，从侧面揭示了老年护理服务供给与实际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合理配置各级医疗机构的职能分工

2024年7月21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促进医养结合”，并明确要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康蕊指出，老年人在医疗过程中的治疗期、康复期和稳定期分别对应不同类型的医疗卫生需求。通过分级诊疗对多层次需求进行协同管理，其目标是，让急危重症和复杂疾病老年人在综合医院完成治疗，病情稳定后转入康复医院或护理院接受持续康复和护理服务，最终回归居家或养老机构，开展日常健康管理。

康蕊指出，当前医养结合服务供给中，各级医疗机构的参与方式和主要职能尚不清晰，参与动力普遍不足，制约了服务供给的数量和质量，使其难以满足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她认为，医养结合并非简单地将“医疗”与“养老”相加，而是需要合理配置，对一级、二级、三级医院以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进行职能分工，明确不同机构的参与方式与激励路径，以适应老年人在不同时期的医养需求。

根据案例分析，三级医院通过设置老年医学科参与医养结合更具现实适用性。一方面，在综合医院内部设立老年医学科，更贴近其医疗业务结构，有利于体现以诊疗为核心的职责定位，同时推动学科体系完善和综合诊疗能力提升。

另一方面，三级医院主要承担急危重症和复杂疾病诊治任务，其诊疗能力能够覆盖老年人常见急慢性疾病，设置老年医学科可以避免出现直接开办养老业务与专业能力不匹配的问题。同时，增设老年医学科的投入成本和经营风险相对可控，可通过保证一定的盈利水平调动三级医院参与医养结合的积极性。

一、二级医院参与医养结合的方式主要包括转型康复医院、护理院和养老院。康蕊认为，一、二级医院通过转型参与医养结合，可以发挥其在康复护理方面的业务功能，同时有利于医院自身发展。

由于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数量有限，一、二级医院具备护理康复期患者和老年病患者的护理经验，能够满足诊断明确、病情稳定老年人的康复和护理需求，具备转型条件。转型还有助于提升床位使用率，盘活闲置医疗资源，改善医院经营状况，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对财政补贴的依赖。

此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可依托家庭医生提供医养结合服务。

一方面，家庭医生的专业能力能够覆盖慢性病患者、疾病康复期和终末期老年人的一般医疗需求，同时具备“就近服务”的区位优势，可通过家庭病床、上门巡诊等方式，将医疗和护理服务延伸至居民家庭，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提供居家医疗支持。

另一方面，当前居家老年人医养结合服务供给相对不足，家庭医生参与其中，有助于弥补上门诊疗、送药等服务的缺口，提升医养结合服务的可及性。从资源配置角度看，部分家庭医生的工作仍以健康档案管理等事务性内容为主，参与医养结合供给，有利于推动家庭医生更好回归医疗服务主业。

“三级医院应以疾病诊治为主，一、二级医院侧重康复和护理服务，社区层面的家庭医生则承担基础性、连续性医疗服务。”康蕊总结，由于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在资源禀赋、运行机制等方面存在差异，其参与医养结合的动力机制和可行路径也不尽相同。

她表示，在激励医疗机构参与医养结合服务供给时，应充分考虑这种异质性，结合各类机构的职能定位、基本特征和现实条件，探索与之相适配的参与方式，并围绕参与成效、面临问题以及所需的外部环境和保障措施，系统梳理和完善相应的激励路径。

用技术手段和智慧发展思维破解难题

“破解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及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脆弱化难题，亟须采用技术手段和智慧发展思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门头沟医院院长陆长峰指出。

他表示，当前我国老年照护仍以家庭为核心，但随着“4-2-1”家庭结构（即4位老人、2个成年子女、1个孩子）逐渐成为常态，加之空巢化居住日益普遍，传统长期照护模式面临严峻挑战。与此同时，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在人员配置、服务供给能力和服务质量等方面的瓶颈逐步显现，难以单独应对不断增长、日益多样化的老年照护需求。

在这一背景下，陆长峰从政策保障、基础数据建设、技术发展和产品设计等多个维度，对比分析了人工智能在国内外老年护理领域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我国在该领域面临的优势与不足，并就人工智能在中国老年护理领域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多方面建议。

首先，应聚焦短板弱项，加强制度体系建设。陆长峰认为，制度体系建设是决定人工智能能否在老年护理领域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一环。只有完善产品技术标准和监管体系，并在政策出台时机、实施方式、路径选择和目标设置等方面契合老年人口发展的关键节点，才能在资源约束条件下提高政策实施的效率和效果。

从国际经验看，明确的技术标准和安全保障体系，有助于减少缺陷产品流入市场。同时，配套的产品监管机制同样不可或缺。针对老年智能护理产品，应建立更加细化、动态的监管规则，对产品性能等进行持续管理，一旦发现缺陷，及时启动召回程序或暂停服务，以切实保障老年人使用安全。

其次，应加强人工智能算法自主研发，持续改善算法性能。陆长峰指出，应加大对人工智能算法自主研发的政策引导和支持力度，鼓励高校和科研院所中从事基础数学理论、高性能数值计算等领域的专家参与人工智能研究，推动形成面向老年护理场景的产学研一体化创新生态。

同时，智能护理产品应从“供给导向”转向“需求导向”，产品设计应更加注重功能整合，例如将医疗康复与心理健康管理相结合，增强老年人的康复信心；将饮食照料、用药管理与身体指标监测进行联动分析，更准确地识别健康指标变化的成因。针对不同健康状况和功能状态的老年群体，智能护理产品还应体现差异化和针对性，提供更符合实际需求的解决方案。

应推动健康医疗数据结构化建设，加快数据共享。陆长峰认为，一方面，可以借鉴 HL7 等国际数据传输标准以及健康数据开放平台建设经验，进一步完善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建设，提高健康医疗数据的标准化水平和共享程度，并探索将老年智能护理产品在日常照护过程中产生的健康数据纳入统一体系，逐步实现医院之间、医院与社区之间以及社区与家庭之间的数据联通。

另一方面，还需加强健康医疗数据在存储和医学术语知识表达等关键技术领域的攻关，建立权威的数据标注平台，并逐步向社会开放高质量标注数据，为老年智能护理产品算法优化和稳定运行提供有力支撑。

应注重护理信息学人才培养，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陆长峰建议，可借鉴国外护理信息学教育经验，将护理信息学设置为独立的护理学二级学科，招收护理信息学专业研究生，制定系统的人才培养方案，设置护理科学、计算机与信息科学、管理科学和护理信息学等课程，为社会培养高层次护理信息学专业人才。

同时，企业与高校在人才培养方面各具优势，应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与人工智能企业等社会机构开展科教融合、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通过共建联合实验室和研究中心，共同参与护理信息学人才培养，实现优秀人才共享。

陆长峰认为，通过完善制度体系、以需求侧为导向调整老年智能护理产品、推进健康医疗数据结构化建设与共享、加强护理信息学人才培养等多措并举，有助于推动人工智能在我国老年护理领域的深入应用和实践，进一步缓解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及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脆弱化带来的压力，满足老年人更加广泛、多样化的照护需求。随着人工智能在老年护理领域应用的不断深入，相关风险和新问题也应同步关注，以实现技术创新与应用实践之间的平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