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雨
近年来,随着我国科技事业的快速发展和科研活动的日益复杂化,科研诚信建设已成为确保科研质量和激发创新潜力的关键环节。
对此,我国始终坚定推进科研诚信建设,相继出台多项政策,从制度层面不断推动科研诚信体系的完善。
自2003年首次提出“学术不端”概念以来,我国陆续发布了一系列重要政策,将科研诚信的内涵和定义不断细化、扩展。2022年,科学技术部联合22个部门发布了《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从制度上明确了科研主体的责任义务,同时发出鼓励科研人员主动纠错的新信号,进一步完善了科研诚信制度。
生物医学
诚信危机的重灾区
关于科研诚信体系建设,美国的摸索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昌增益、王志珍在题为《美国学术不端行为监管的启示》的文章中介绍了相关情况:
1981年,美国国会召开生物医学领域科研不端行为的听证会,意味着美国正式开启了对科研不端行为的关注和治理。
最初,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为处理生物医学领域学术不端行为,设立了“科学操守办公室”。1992年,“科学操守办公室”更名为“学术操守办公室”,并直接设立在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
“学术操守办公室”是当时美国政府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主要机构之一,另一个是美国科学基金会的“督察长办公室”,他们定期将处理的案例公之于众。
随后,美国国会于 1993 年单独创立了一个由 12 人组成的“学术操守委员会”,以便向卫生与人类服务部部长和国会提出一套具有普适性、法律严密性和可操作性的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政策和程序。
1996年,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首席科学家担任组长的“学术操守小组”通过设在白宫的“科技政策办公室”成立。该小组于2000年正式向社会各界颁布了《关于学术不端行为的联邦政府政策的草案》。至此,美国长达 20 年的“反学术不端体系”终成正果。
彼时,我国的科技评价体系从以专家评估为主,过渡到以数量化指标为标准,如科学引文索引(SCI)论文数量等。这一评估方式在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的同时,带来了一定的科研失信行为。
“生物医学领域一直是科研不端行为的重灾区。”北京大学公众健康与重大疫情防控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李立明说。
以PubMed撤稿数据为例,从2022年7月到12月,共有1377篇文章被撤回,其中549篇因文章中的图片使用不规范,导致学术不端而被撤稿。在这些撤稿的文章中,作者为中国籍的有362篇。
为进一步了解我国医院科研人员对科研诚信的认知情况,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党委书记张宏家等人于2022年7月开展了对北京市某市属三级甲等综合医院科研人员的调查,并围绕医院科研人员对科研诚信政策、科研失信行为的理解进行研究,以《医院科研人员科研诚信认知现状调查与实践探讨》为题发表于《中国医疗管理科学》。
调查结果显示,医院科研人员普遍对科研诚信政策和相关文献的认知程度较高。同时,科研人员对于“一稿多投、重复发表的界定”、“伪造、篡改、剽窃的界定”以及“实验记录、原始数据的要求”行为的界定也有较为明确的认识。
然而,研究发现,科研人员在“人体试验中受试者的伦理问题”和“动物实验中的伦理问题”上的认知程度较低。
“医院是科研诚信建设的第一责任主体。”张宏家指出,科研失信行为不仅会严重损害医院的声誉,还可能影响学科建设、学科排名以及科研能力的评价,甚至带来重大的经济损失。因此,科研诚信建设在医院管理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多因素交织
科研失信行为的深层根源
“造成科研失信行为的原因既存在普遍因素,也存在由医院科研工作的特点及难度导致的特殊因素。”上述文章指出。
首先,个人因素在科研失信行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部分科研人员对科研诚信缺乏足够的认识,防范意识较弱,甚至存在对科研失信行为的轻视。其根本原因在于,科研失信行为的成本较低,而其可能带来的潜在经济收益却非常可观,例如通过伪造或篡改科研成果获取晋升机会或奖励。
其次,当前浮躁的社会环境和急功近利的心态是科研失信行为的主要诱因。高达88.54%的科研人员认为,这种社会风气直接影响了科研人员的行为,导致学术不端行为的频发。
“当前‘论文工厂’现象日益严重,许多科研人员为了满足SCI数量要求,不惜以牺牲科研质量为代价。特别是在临床科研人员职称评定时,许多人为了尽早发表论文,忽视了科研诚信的基本要求。”张宏家说。
他进一步提到,医院科研人员普遍面临科研工作时间得不到充分保障的困境,这不仅影响了科研人员的工作质量,还加大了他们在科研过程中承受的压力。
更为重要的是,学术界缺乏明确的指导规范和有效的惩戒机制,即使失信行为被发现,惩罚也往往不够严厉。这种宽松的学术环境使得一些科研人员逐渐淡薄了诚信意识,科研诚信的底线在无形中变得模糊。
此外,由于医学科研目标以解决公共健康问题、保护人民生命安全、预防疾病等具有社会公益性的任务为主,这使得医院科研工作在经济奖励的政策支持上存在局限性,无法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了解医院科研人员对科研失信行为的认知现状至关重要,这不仅有助于建立更为健全的科研诚信体系,还能促进医院科研环境的改善。”文章呼吁,应该为医院科研人员提供全覆盖、多渠道的科研诚信建设制度保障,并设立诚信预警机制,以防止科研失信行为的发生,确保科研成果的真实可靠。
诚信建设
强化医院科研诚信的四大方向
2024年12月,中国工程院院士董尔丹联合国内相关专家发表了《中国医院科研诚信建设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其中提出了强化医院科研诚信建设的四大改进方向。
首先,医院科研诚信建设应以预防为主,确保科研人员严格遵守诚信规范,并树立正确的科研价值观。为此,医院应建立常态化的科研诚信工作机制,明确负责人领导责任,并授权科研管理部门履行相应职责。
同时,医院需要优化科技评价制度,推动“提升研究质量、坚持临床导向、加快成果转化、注重科研绩效、强化科技影响、坚守科研诚信”的科技评价导向,建立合理的考核机制,科学合理设定科研评价周期,保障科研活动长远目标的实现。
其次,医院科研诚信的监管体系需要加强。《指南》指出,实施科研活动的人员是科研诚信建设和科研失信行为处理的责任主体。
医院应强化科研诚信监督管理责任,采取主动监督与相互监督等方式,利用信息技术实现科研活动全过程的监督,确保科研的合规性。各相关管理部门,包括科研诚信办公室、伦理审查机构、财务与后勤部门和信息管理部门,要加强对科研项目、质控制度、经费使用、临床研究数据的共享和应用等方面的监管,确保科研活动的真实性、合规性。
此外,医院应建立科研诚信档案信息平台,推动科研、教学、人事等多个部门信息共享,每年开展1~2次全院规模自查,及时发现并整改科研失信问题。
再者,医院科研失信行为的调查处理应有明确流程。《指南》建议,医院科研诚信办公室或医院授权部门负责受理举报、组织事实调查和学术评议,评议专家组应不少于5人,由相关领域的同行科技专家、管理专家、科研诚信专家、科技伦理专家等组成,确保调查公正透明。调查应包括事实调查和学术评议,调查应在六个月内完成,并在十五个工作日内向举报人反馈结果。
如果调查结果有异议,被调查人员可申请重新评估。处理过程中,医院应保障调查人员和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并依法对恶意举报进行处理。
最后,医院在处理科研失信行为时,还应建立健全的保障体系,包括保密制度、回避制度和保护制度。董尔丹强调,所有参与调查的人员应签署保密协议,确保调查资料的安全,避免泄露调查进展和结果。
医院应建立科学公正的调查机制,确保所有调查人员与被调查人没有利益关系,保证调查的客观性。同时,应保护举报人、被举报人及证人的合法权益。
科研诚信是科学进步和医学创新的基石。《指南》提到,通过完善科研诚信体系、优化科研监管体系、加强调查处理体系、建设科研失信保障体系等,医院能够有效降低科研失信行为的发生率,构建诚信为本的科研环境。
科研诚信联盟
携手打击学术不端行为
2021年11月21日,中国医院科研诚信联盟(以下简称联盟)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的牵头下正式成立,联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等医疗机构共同发起,首批成员涵盖全国19个省份的43家医院。
联盟旨在通过“共建、共享、共治”的合作模式,构建一个崇尚创新、鼓励探索、诚实守信的科研环境;致力于建立一个职责明确、高效协同的科研诚信管理体系,为医学科研提供坚实的诚信保障,确保科研工作者在创新探索的同时,始终坚持诚实守信的学术原则。
“大多数医院对推动科研诚信建设的需求非常大,但缺少及时的预警及介入机制,所以就产生了这个创意,发起中国医院科研诚信联盟。”联盟主席、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科研部主任郭华在联盟建立之初表示,联盟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医学科研诚信建设又迈出了重要一步。通过各大医院的联合与协作,联盟旨在推进全国医院医学科研诚信建设,向学术不端行为“亮剑”。
专家表示,联盟的成立有利于进一步推动创新发展,向社会展示医疗卫生行业对科研诚信的鲜明立场和坚定决心。
据悉,组建联盟在国内尚属首次,这意味着我国将进一步扭转医疗科研领域中的不正之风。
自2021年成立以来,联盟的影响力与日俱增,逐步吸引了全国各地顶尖医疗机构的积极加入。经过短短几年,联盟的成员医院已经覆盖全国19个省份,力量不断壮大,至2023年已扩展至61家单位,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科研诚信合作网络。
合作的扩大不仅彰显了各大医院对科研诚信建设的高度重视,也为推动医学科研的诚信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正如董尔丹在《指南》中表示,“医院作为医学科学研究的核心主体,面临着科研责任重、任务多、科研诚信建设压力大的挑战。医院科研诚信建设事关医学科学研究的根基,须加大改革力度,推动科研诚信体系的完善。”
“科研诚信是科学研究人员的第一粒扣子。刚刚进入这支队伍的年轻学者首先要考虑如何走好几十年科研生涯的第一步。已经在这支队伍摸爬滚打多年的老兵,也要时刻审视这第一粒扣子是否扣好。”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终身教授周宏灏说。
《医学科学报》 (2025-01-24 第4版 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