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瑜

◎程瑜

人类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叫民族志，何为民族志？民族志研究鼓励研究者在研究中“变得本土”，传统上要求研究者与当地人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从而记录他们独特的生活和观念。民族志还要求研究者不断在“自我”与“他者”、“主位”和“客位”的视角间转换，记录人们的生活。

叙事医学关注人们从自身作为一个主体而不是医疗客体的角度理解疾病，也就是从“当事人”的视角理解疾病，与民族志从“当地人的视角”看问题是一致的。研究者如果将自己或家人的疾病经历作为研究对象，更像自传民族志一般，不断在自我与他者、内行与外行的各个主体视角间转换。

这催生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作为民族志的叙事医学。它通过医者与患者的同在，去感受体验他们的价值观，以及背后的文化逻辑，继而通过这种文化逻辑，实现资料收集、赋权和治疗。

叙事文本有两种方法取向。一种是停留在结构语言学的阶段，主要关注叙事中的连贯性、情节等要素构成的话语结构，去掉了当时各种丰富的情景，比如表情、肢体语言等，但脱离了情景的语言是存在问题的；另一种则呈现了多因素、多元素的分析，比如语言、姿势、眼神，以及对话发生时的社会和文化条件，只有这样的叙事才是丰满的。

疾病的叙事是写生活、写文化，而不仅仅是把医生和患者的聊天记录下来。作为民族志的叙事医学有几个要点：首先，在对叙事进行研究时，要囊括语言、非语言表达，要注意叙事发生的情境，比如言语活动的组织方式甚至当时的制度结构；其次，注重故事讲述中的非语言元素，它们是极为重要的；第三，叙事医学不仅仅是通过语言表达建构的，还是一种具身体验，关注研究对象的身体与感知。

除此之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叙事医学是一种塑形，也就是说我们要通过这种主位和客位的语言交织，让患者重新整理自己的思路，重塑患者理解疾病和追寻意义的过程。比如，给病因赋予意义是缓解疾病带来的痛苦的方式，当患病的原因可以被置于一系列完整的意义体系中，患者的痛苦常常会减少。传统的因果报应观念就是这样一种带着意义的解释方式。而给予解释和意义的过程，也恰恰是个人理解和接受疾病的过程。随着疾病的治疗和发展，患者会不断地发现疾病带给自己的影响，并探寻新的解释。在解释中，患者也在反思自己的人生进程，并试图做出改变。

（作者系中山大学医学院教授）

（3~5版由本报记者胡珉琦采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