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号病人》，[法]吕克·佩里诺著，唐恬恬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4月出版，定价：49元

◎李煦

“是因为有人觉得自己生病才诞生了医学，而不是因为有了医生，人们才知道自己生病。”法国科普作家吕克·佩里诺从这句话出发，写出了一部“反着”的现代医学史《零号病人》。在他看来，传统医学史过于重视医生，而忽略了病人。那些向医生展示自己身体、讲述自己痛苦的病人，对于医学的发展和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佩里诺自己就是一位全科医生，他还是法国里昂医学院医学史、认识论、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这本《零号病人》获得2021年法国“科学读书节”科普读物评委大奖。

作者有意借用了当下很热门的“零号病人”说法，以概括那些医学史上的“首例”。读完这本书你会感觉到，医学成为科学只是最近的事情，病人如果得到科学的治疗，那也算是一种幸运。

“永生不死”的海瑞塔

永生是人类最古老的梦想，法老、皇帝和国王为此建起宏伟的陵寝，但他们的尸体和细胞的命运却不会和奴隶有所不同。讽刺的是，如今唯一可以自称获得了“永生”的人是一个生前遭受不公的女子。

海瑞塔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弗吉尼亚州，是一个混血女童，家庭贫困，14岁就生下了第一个孩子。第五次分娩后，海瑞塔患上了宫颈癌，病情发展相当迅猛。她被转往一家收治黑人的医院，名字就叫“黑疯子医院”。医生从她的子宫里取出两个病理切片，8个月后，她因癌症转移而去世，终年31岁，留下5个孩子。

医生问海瑞塔的丈夫，是否同意从海瑞塔的各个器官取样，以了解这种癌症的发展进程。丈夫拒绝了，他不想让别人再触碰海瑞塔的身体，但他不知道，早在诊疗初期医生就已经采集了样本。

癌症的危险性在于癌细胞的繁殖能力。普通细胞经过60多次分裂便会死亡，癌细胞却不同，分裂数千次仍然能存活。当时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各家实验室里培养的正常细胞和癌细胞不到一周就会全部退化。海瑞塔的细胞却能以非同寻常的速度繁殖，并且全都存活了下来。她去世时，医院实验室已经拥有数百瓶她的细胞。按照惯例，医生会从病人的姓名中选取四个字母来为这些细胞命名，因此它们得名海拉细胞。医生认为这是些不死的细胞。

1951年10月4日，海瑞塔去世当天，电视台高调宣布人类在永生道路上首次获得重大发现。紧接着，就有人宣告很快便能治愈癌症。从那时到今天，70多年来，海拉细胞不断增殖，它们周游世界，在工厂和实验室中继续生长。它们成为多项研究的对象，大大促进了医学的发展。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作为病毒培养基助力医学科学家研制出了脊髓灰质炎疫苗。

早在1953年，为了大量生产这种疫苗，美国亚拉巴马州就建起了一家海拉细胞制造工厂。

1956年，纽约一名病毒学家有了一种想法：海瑞塔的细胞是否携带一种传染性病毒，或者它们能将自身癌症扩散？为了找到答案，他以“科学”的名义，向白血病和其他癌症患者以及一些健康的囚犯注射了海拉细胞。后来迫于某些同行的压力，他才中断了这个可怕的实验。

海瑞塔的细胞也被用来研究艾滋病病毒、癌细胞变异的演进以及辐射对人体的影响。它们被用来测试抗病毒药物，研究各种产品的毒性，还被送上太空以研究失重情况下的细胞分裂。沙门菌模型正是借助这些细胞才得以建立，让我们能更好地了解这种细菌是如何引发腹泻的。

20世纪60年代，每月大约有300篇关于海拉细胞的文章问世，到20世纪80年代这个数字翻了两番。

海瑞塔去世25年后，人们找到了她的丈夫和五个孩子中的三个。另外一个女儿患有癫痫，大约15岁时在黑疯子医院去世；还有一个儿子在监狱里。孩子们此时才得知他们母亲细胞的神奇命运。他们无法阻止世代相传的记忆重现，祖先们给白人做奴隶和当“小白鼠”的苦难经历被再次唤起。他们发现了一张从未见过的母亲的照片和她的尸检报告。想到生育自己的人身上的“碎片”在世界各地流转，他们无比震惊。科学家奉承他们，安慰他们，设法缓解了他们的不安。

1984年，科学家豪森发现了乳头瘤病毒（HPV）在宫颈癌中的作用。科学家发现，HPV18菌株整合到了海拉细胞的基因组中，这就解释了海瑞塔的癌症为何如此严重。这名病毒学家研制出了一种疫苗，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

2005年，人们开始用这些细胞研究纳米粒子对生物的影响。

据估计，迄今培养出的海拉细胞超过20吨，与之相关的科学文献多达6万篇。

海拉细胞的基因测序结果发表于2013年。家属在负责监管他们母亲细胞使用的伦理委员会中获得了两个席位。

海瑞塔被葬在弗吉尼亚州哈利法克斯的黑人墓地中，此地安息着自她第一批奴隶祖先到达美洲以来的所有家族成员。2010年，一位率先对她的细胞展开研究的医生为她立了一块墓碑，上面写着：“纪念一位与众不同的女士，一位妻子和母亲，她影响了众多的生命。海瑞塔在此长眠。她的永生细胞继续帮助人类，直到永远。”

沦为伪科学牺牲品的布鲁斯

布鲁斯1965年出生在加拿大。8个月大的时候，他接受了包皮环切术，目的是治疗包茎。在20世纪60年代施行这些手术的医生应该已经知道，真正的包茎是非常罕见的，在6岁包皮自然回缩前无法诊断。6岁后仍无好转的包茎恰恰源自反复的、不必要地让包皮翻转的操作。换言之，人们如果不再处心积虑地想让男孩的包皮翻转，包茎现象很容易消失。悲剧就在于，与“性”有关的事情上，科学常常败给世俗文化。

1966年4月27日，庸医用一个电烧灼器为布鲁斯实施了包皮环切术。这是第二个错误，这种设备被禁止用于指尖和生殖器。但是，医生们有了新的“玩具”后就会忍不住去使用它。电烧灼器严重损伤了布鲁斯的阴茎，导致其只能被切除。这本来是一起严重的医疗事故，可是后面的事情越发匪夷所思。

布鲁斯有一个双胞胎兄弟名叫布瑞恩，两人都被诊断为包茎，但是在兄弟遇到麻烦后，布瑞恩逃脱了包皮环切术，后来他的包茎自愈了，证实诊断和手术完全多余。

布鲁斯的父母不知所措，内疚不已，他们四处求医，被建议去咨询心理学家，于是找到了一个小有名气的心理学家和性学家约翰·莫尼。莫尼居然劝说布鲁斯的父母将错就错，摘除他的睾丸，把他当作女儿抚养长大！布鲁斯的父母居然同意了，他们在儿子22个月大的时候摘除了他的睾丸，给他改名布伦达，为他购买女孩衣服和女孩玩具。

其实约翰·莫尼是个学艺不精、不求甚解的“半桶水”，他只是利用这个孩子做一项其他任何人都没有机会实施的实验，在众目睽睽下证实自己的性别理论——“性别是后天养成的，可以重塑”，因为这两个孩子拥有同样的基因、同样的子宫内环境和家庭环境。一旦实验有效，他就可以名利双收。

可怜的布鲁斯/布伦达不得不长年接受此人的心理治疗，整个青春期都使用雌激素。其间，约翰·莫尼以这个案例连续发表了多篇文章。

13岁时，布伦达向父母宣布，如果他们继续强迫他去见约翰·莫尼，他就自杀。15岁那年，布伦达决定重新变回男孩，但是悲剧伴随了他的一生，38岁那年他自杀了。而他的双胞胎兄弟布瑞恩在了解了真相之后，出现了严重的精神问题，两年前也已自杀。

病人最大的期望，就是遇见好医生。但《零号病人》告诉我们，还有像约翰·莫尼这样野心勃勃、醉心于功名利禄、把病人当试验品的家伙。

（选自《长江日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