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琳

◎沈琳

1995年到1996年，我30多岁，遇到两名患者，和我是同龄人。

“我不敢正眼看他，只剩下深深的挫败感”

一个男孩，胃癌，一米八几的个头，一表人才。他在我们病房待了将近两年，从术后的辅助治疗到复发、转移，都在我们这里就医，反反复复入院出院，不下几十次。

那时候的病房不像现在有这么多的病人，病床没那么紧张，病人可以很从容地在病房住上一两周甚至几个月，不像现在都是快节奏，住两三天就出院了。医生也没有现在这么大的压力。现在的医生天天在电脑前，而那时候医生的很多时间都是在病房度过，和病人走得比较近，经常一起聊聊家常。

那时候我还是年轻大夫，经常值班，大部分时间都泡在病房里。同龄人之间总是很聊得来，我值班的时候，他没事就来办公室找我们医生、护士聊天，开开玩笑，大家慢慢熟悉起来。

他的家人都知道，这是一个预后很不好的病，但他看起来就是一个很健康的人。

我记得他做完胃癌手术后，人特别瘦，但他每次见到我们总是一握拳一弯肘，鼓着肱二头肌说：“看我的胳膊。”隔着宽大的病号服也看不到，我就会顺势捏一下他的胳膊。这是我们的一个习惯，因为这个部位能看出病人脂肪储备、肌肉力量等各方面的情况，可以评估他的全身状况。每次我捏完，他都会很得意地说：“我，男子汉。”

将近30年前的事了，我清楚地记得每一个细节，他看起来和健康人一样一样的。

随着病情的发展，他出现了转移，先是腹腔转移，然后肝门淋巴结转移，还出现黄疸，而且对很多化疗药物都不敏感，治疗没有什么效果——那时候也没有现在那么多的治疗方法。我心里也越来越难受，甚至害怕见他，因为不知道该说什么才能给他希望，我给不了他希望。每次和他家人谈话时，看着他的父母，那种老年人即将失去孩子的压抑、哭泣，都会对我造成一种特别大的冲击。他的孩子还很小，妻子每次来，在我面前说着说着就哭了，我几乎都是陪着一起流泪。后来我就很怕和他们交流，但我又必须去交流。

在他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的那几天，我已经不敢到他病床旁边去了。但作为他的主管医生，我不去谁去？硬着头皮，挤出笑容去面对他，其他时候能躲就躲。连路过他的病房，我都是快步走过去，但因为太熟悉了，只要我的脚步声一靠近，即使他本来是半躺着的，也会一下子坐起来，眼睛盯着门口。我不敢正眼看，但又忍不住用余光去看他，然后就会看到他那满眼的期盼。

这种目光，刻在我心里很久很久。我很长一段时间走不出来，觉得自己很无能。这么阳光的年轻人、自己的同龄人，我却救不了他，只剩下深深的挫败感。

他是在医院走的。他走的时候，我其实就在病房的办公室里，但我不敢到他跟前去。在交班时，其他医生说，他走了。

作为医生，我们悲痛时不会像别人那样痛哭，但是对心理的影响会非常久。直到现在，过去近30年了，我仍然记得他高高的个子，还有他最后的眼神，那时他的黄疸严重到连眼睛都是黄的。那黄色的绝望和期盼，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我束手无策地站在那里眼睁睁看着她走”

几乎是在同时期，还有一个女病人。现在回忆起来她患的是间质瘤，但那时候我们不认识这个病。

这病生存期很长，发展到后来也没有太好的办法。现在有特效药了，但在20世纪90年代，没有什么特效药，治疗效果也不好，实在没办法就要开刀，但切了又会长。她患病好几年，肚子像拉链一样开了7次刀，尽管如此，她的一般状况还是挺好的。

她也和我同龄，长得漂亮清秀。尤其让我产生共鸣的是，她的孩子和我的孩子一样大，也是个女儿，7岁，上小学。她住院时，家人不怎么管她，老公没来过，有时候是朋友来照顾她，还有就是这个孩子，一放学就来陪妈妈。女儿经常趴在妈妈床头写作业，字写得歪歪扭扭的。

震撼我的是，有一天，我在病房走廊里碰到了她的女儿，瘦瘦小小的，因为心疼妈妈身体不舒服，给妈妈倒尿壶，颤巍巍地端着尿壶往厕所走。我看到以后，心底不由得泛起母爱，就像看到了自己的女儿一样。这么小的孩子，端着一个尿壶，就这么小心翼翼地走着。从此，瘦瘦小小的小女孩端着尿壶的样子，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后来，女病人的肿瘤长得很大很大，我透过皮肤都能看见。

这么长时间，我们医生护士都很照顾她。有一次，她哥哥来了，一来就质疑我们，说话特别不好听，说：“你们怎么治的！”言外之意就是医生对病人的治疗有问题，关照不够。

当时我特别生气，也很不客气地说了他一通。我说：“她可是在这儿住了不短的时间了，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你到哪儿去了？你不是亲哥哥吗？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来照顾她？现在病情重了，你觉得不好了，就跑来质问医生，你知道之前这么多年谁陪她度过的吗？是我们一直陪着她，你还真没有资格来跟我说这样的话。你是亲哥哥，却连最普通的亲戚应该做的事都没有做到。她的情况你了解吗？”

他说：“不了解。”我说：“你不了解你来说什么呀？你如果是关心她，想好好了解，我们可以好好谈，她总体情况确实不好。但如果你是现在这样的态度，我连理都懒得理你，现在就离开。”他一直道歉，之后来得也勤快一些了。所以，那时候也会有纠纷，会有家属不理解，但我们理直气壮。

不久，她胸腔出血了。那个肿瘤特别容易出血，破溃到胸腔里，一旦出血根本止不住。她被送到急诊时，我正好在病房。急诊的同事来找我，让我赶快下去。她家里人都认识我，我下去一看就知道没救了。我进急诊快到她跟前时，她胸腔内大出血把肺都压扁了，憋气憋得眼睛都睁不开。但一听到我的脚步声和说话声，她立马睁开了眼睛，马上觉得自己有希望了，她觉得我在这里，她就还能和以前那几次一样挺过来，充满了对生的期盼。

又是那种我永远都忘不了的眼神。

如果是现在，可以试试介入来封堵止血，但那时候没有任何办法。她的胸腔里满是血，我束手无策地站在那里，眼睁睁看着她一个人躺在那里，耳边只有她急促的喘息。可是，我却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能眼睁睁看着她走。抢救不到两小时，她走了。

“把自己装进一个‘壳’里，做正确的医疗决策”

医生的悲痛与普通人不一样，知道他们去世，我没有痛哭，但这种死亡对心理的影响会非常久，作为医生的无力感、挫败感更是几年都摆脱不了。

从那以后我就告诫自己，永远不能和病人走得太近。但是我身边的年轻医生，都会经历这样的过程，这是每一个年轻医生的必经之路，不知不觉就扎了进去，共鸣、痛苦、惋惜，渐渐学会掩饰，然后内心强大到看起来有些“冷酷”。其实，我们只是把自己装进一个“壳”里，既是自我保护，也是让自己尽量保持客观理性，最大限度做出正确的医疗决策。

就像一位医生说的那样，“这种事件会不断吞噬你。生命是很脆弱的，每一位我们救治的患者死去后，就变成一道又一道刻在我们身上的伤痕，这些痕迹不会消失，然后成就了现在的我”。

医学发展到今天，肿瘤成了一种慢性病，我们会和病人并肩战斗不短的时间，越来越多的肿瘤患者被治愈。本来可能因为疾病而大大缩短的生命，因为我们的努力得以延长，病人甚至能够回归家庭、回归社会。这种“生命”的回报，正是支撑我和所有同行全力以赴的动力。

生命极其复杂，我们肿瘤科医生所遇到的人生百态是任何编剧都编不出来的。我们遇到病人，自然而然会去比较，尤其是遇到情况相似的两个人时，就像在进行人生的对照研究。

（选自《在人间：肿瘤科女医生亲历记录》，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