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丽妃 来源: 医学科学报 发布时间:202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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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全健康”理念落地 院士专家说

 

人类要健康,周围的动物、环境也要健康。否则,脱离大环境而谈人类健康就是一种奢望。为了寻找解决复杂生态和健康问题的合理方案,“全健康”(One Health)理念应运而生,其核心是关注“人—动物—环境”的共同健康,从更宽泛的视角解决复杂的健康问题。

几年前,“全健康”理念被引入中国,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相关实践尚处于起步阶段。近日,在中国科学院学部于北京中关村开展的高层次学术活动——第129次“科学与技术前沿论坛”上,数十位来自不同领域的院士专家围绕“环境、生态与健康”的主题,就如何推进“全健康”理念在中国的落地实施展开深入讨论。

本报编辑部整理了此次会议上10余位院士专家的核心报告与观点,以飨读者。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康乐:

关口前移 推进全健康实施

以前我们提到疾病和健康,主要是关注人类自身。今天要保证人类的健康,许多大夫都会建议把“关口前移”到环境、生态进行预防,否则得了病又花钱,人又受罪,还不一定治得好。

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是“环境、生态与健康”,既是学科前沿交叉问题,又是实实在在的社会问题,是国家的重要需求。推动全健康这件事情,需要关注整个地球生命共同体。即使是以人为中心,眼光和手段也要超出人的范畴,把健康概念和管理拓展到更大范围。只有将人类健康、动物健康、环境健康当做一个整体加以管理,才能真正实现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健康。全健康理念的实施,需要多学科、多领域、多部门的合作,需要政产学研的联合行动。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陶澍:

室内空气污染健康危害需重视

空气污染是影响人体健康的最重要环境因素之一。现在,我国室外空气质量得到明显改善,但对室内空气污染的关注相对较少。人在室内的时间远远超过室外,室内PM2.5对健康的危害远超老百姓更关注的甲醛危害。

农村居民室内PM2.5污染的最重要来源是煤和生物质等燃料的使用。随着生活水平持续提高,农村生活用能已经向清洁能源转型。2017—2021年期间我国2+26地区完成了电代煤、气代煤“双替代计划”,使室内PM2.5暴露水平下降了40%以上,但北方地区清洁取暖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不同于室外空气污染,由于住户之间的差异,室内空气污染存在很大不同。吸烟、烹饪以及开窗习惯等都会影响室内污染,需要关注。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

维持良好健康 从睡眠开始

大脑需要睡眠来进行必要的修复和清理,帮助大脑“清理冗余”。睡眠问题会增加患精神疾病和高血压、心肌梗死等躯体疾病的风险,是不容忽视的“慢性杀手”。

睡眠与生态、气候、环境、生活方式、心理压力都有关系。睡觉时光照会影响心跳和血糖代谢。睡觉前看电子产品会导致入睡困难、生物钟时相后移、褪黑素分泌降低等问题。通过对5万人进行线上调查,我们发现疫情期间,我国大众失眠发生率高达29.2%。

维持良好的健康,保持大脑功能,要从良好的睡眠开始。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国际癌症研究院院长詹启敏:

“科技创新+学科交叉”助力医学发展

过去70多年,中国健康事业取得史无前例的成绩,但我国重大疾病防治依然面临艰巨挑战。癌症、心脑血管、糖尿病等传统重大疾病发病率居高不下,新发突发传染病依然存在威胁。

我国医学科技创新能力仍显不足。处方药物专利、大型医疗装备、临床治疗指南标准95%以上都来自国外,这和我国的大国地位不相符。

为推进全健康理念实施,全方位、全周期地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学科交叉。通过多种前沿优势学科交叉融合,让医学成为一个出口,承接多种前沿先进技术的落地和应用,推动医学的发展。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教授林东昕:

多数癌症源自基因与环境交互作用

当前,我国肿瘤发病总体呈上升趋势。实际上,纯遗传因素引起的癌症仅占10%左右。大部分癌症是环境与基因交互作用引起的慢性疾病。

研究表明,环境中某些天然或人工的化合物可引起DNA突变,诱发动物癌症;环境中的幽门螺杆菌等细菌和乙肝病毒、人乳头瘤病毒等都是明确的致癌原。此外,一些物理因素如电离辐射、紫外线等也是致癌物。人类对环境致癌因素的反应有很大的个体差异,阐明环境基因交互作用是癌症防控的重要环节。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院长沈建忠:

跨界合作 健全兽医公共卫生体系

兽医公共卫生是国家公共卫生安全“防护网”的关键环节,是保障动物和人类健康的第一道“隔离带“和“防火墙”。但兽医公共卫生安全当下仍面临多种风险和挑战,如动物源人兽共患病、重大动物疫病、动物源细菌耐药问题等。

以抗生素耐药性为例,近40年来,针对革兰氏阴性菌治疗产生的超级耐药性,只有两种药——多黏菌素和替加环素可以用。但这两个药目前在全球60多个国家都产生了耐药性。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动物大量使用抗生素后产生的,治疗难度非常大。

只有基于全健康理念,突破人与动物、国家与地域的界限,加强相关基础研究和环境监测,才能助力重大公共卫生与健康问题的解决。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王会军:

让气候预测“跑赢”气候灾害

气候变异可能带来一系列灾害和应对问题。现在的极端气候、高温热浪等,世界气候研究计划若干年前已经预测到了,预言已经变成现实。

气象灾害会随着全球变暖进一步增加,过去几十年增长了约151%。我国是世界上少有的气象灾害严重的国家,如南京最近一个多月都处于高温状态,基本没有下雨,长江水位极低,影响非常大。

要应对气候灾难,关键是预测,进而采取一定防御措施,但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当前厄尔尼诺或者拉尼娜事件、热带大气季节类振荡、太平洋年代际涛动等预报依然面临很大不确定性,气象灾害往下游走,洪水、滑坡泥石流等预报也需要加强。我们需要瞄准这些科学难题,展开科学攻坚,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科技支撑。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江桂斌:

新污染物风险管控 基础研究需先行

十年前,地球上的化学品约有7000万种,现在已经达到两亿种。化学品的快速增加造成了新的环境与健康问题。

新污染物治理已进入国家“十四五”和中长期发展规划,国务院在今年5月出台了《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但新污染物种类过多,相关管理仍面临挑战:管哪些东西、管到什么程度、边界在哪儿,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国在新污染物基础研究方面起步并不晚,但是在科技支撑、法律法规、管理体制等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和短板,制约了新污染物健康风险的科学评估和精准管控。

环境中新污染物的发现与风险识别是解决新污染物环境健康问题的前提,这需要基础研究先行,对新污染物健康风险有全面的认知。

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教授朱利中:

管控土壤风险 确保“吃得放心、住得安心”

随着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深入开展,我国土壤污染加重的趋势得到初步遏制,但土壤保护形势依然严峻。

土地短缺、土壤退化、土壤污染并存,是当前我国土地利用的现状。同时,我国土壤污染防治面临新的挑战,如全国温室大棚存在化肥、农药、抗菌剂等污染,全国各省区市在产企业或工业园区周边污染风险极大,相关土壤污染事件频发。

我国土壤污染量大面广、类型复杂,防治基础比较薄弱,相关标准有待完善。应对这些问题,需要建立土壤污染防治的法规、政策、标准和技术指南,在关键基础理论、防治方法、适用技术上有所突破,以管控各类风险,确保吃得放心、住得安心。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朱永官:

环境耐药病原菌传播需警惕

环境是抗生素细菌耐药性的主要储存库,是耐药性的源和汇。

研究发现,污水经处理厂处理后,抗性基因数量虽有所下降,但仍然相当可观。随着耐药病原菌在环境中的迁移,我国各地的污水处理厂都含有核心的抗性基因组。市场上的生菜在清洗时很难彻底消除叶片的微生物,包括带有潜在抗性基因的病原菌。作为微生物“避难所”的微塑料表面潜在病原菌的数量也明显高于自然环境。

我们要更加关注环境中的耐药病原菌,特别是化学污染和生物污染的叠加效应,控制甚至消除抗生素耐药性在环境中的传播,规避由此带来的健康风险。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于云江:

一根头发里的环境秘密

头发作为非侵入性的生物监测手段,具有非侵入性、容易采样、稳定性强、方便运输、可回溯时间长以及使用广泛等其他生物材料所不具备的优势。

头发能否准确反映进入到人体血液里污染物的量?头发里的污染源有多少来自内源(血液)和外源(空气尘埃)?头发能不能监测有机物?我们通过十多年的研究解决了将头发作为生物监测手段推广的困扰。

以广东清远为例,当地和广东贵屿、浙江台州被称为三大电子垃圾之都,最重要的特征污染物是PCB(印制电路板)。我们研究发现头发中的内源环境印记约占36%,外源约占64%,说明相关污染急需治理。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院长王拥军:

“双剑合璧” 加速创新药物研发

脑血管病是我国致死率最高的一类疾病,其复发是患者致残、致死最重要的原因。从1977年到1997年,阿司匹林作为常规治疗药物使脑血管病复发率从20%降到11%,此后国际上一直探索进一步降低复发率的方法。

通过数据收集和多组检测,我们深度挖掘了与脑血管病相关的潜在标记物和干预靶点,研发了阿司匹林叠加氯吡格雷、格瑞洛联合阿司匹林等CHANCE系列联合治疗方案,让脑血管病复发药物焕发新的生机,降低了我国脑血管病复发率。相关治疗方案也成为世界脑血管病研究指南的一部分。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教授贾建平:

规避风险因素 预防记忆衰退

阿尔茨海默病(AD)是当前老年人中的常见疾病。中国目前有5000多万人存在不同程度的认知功能障碍,今后仍有升高趋势。

我们绘制的首张中国AD发病地图显示,南方低、北方高、西部更高,城市低、农村高。这说明AD与环境、地域、生活方式有潜在关系。我们研究发现中国人AD发病风险基因的概率在国际上更低,这说明国人AD发病率高可能与环境因素有关。

AD发病有很多风险因素,如饮酒、脑血管病、吸烟、高血压、抑郁、高血脂、不健康饮食、缺乏锻炼、肥胖、糖尿病等。这些风险因素其中有一部分是可控的,因此或是未来控制AD高发的方向。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副校长张福仁:

找出不良反应靶点 “老药”踏上新征途

氨苯砜(DDS)兼具抗菌抗炎双重作用,被广泛应用于麻风、疟疾、银屑病等疾病的治疗,也是疱疹样皮炎、线状IgA等自身免疫性大疱病的“特效药”,至今仍无替代药物。

DDS自上世纪50年代应用至今使数以亿计的患者受益,但也使千百万患者发生致死性药物不良反应——氨苯砜综合征(DHS)。鉴于此,进入新世纪以来,DDS逐渐退市,仅用于治疗麻风病。

我们研究发现了DHS的风险靶点,消除了该药的不良反应,使疱疹样皮炎、线状IgA等罕见病有药可治,也为开发氨苯砜用于阿尔茨海默病等新的适应症提供了安全保障。相关检测试剂盒预计年底获批上市。

(本报记者冯丽妃采写整理)

《医学科学报》 (2022-09-09 第4版 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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