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医学科学报 发布时间:202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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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孝骞:以身示范仁心仁术

 

张孝骞(1897年12月—1987年8月),临床医学家、医学科学家和医学教育家,中国现代胃肠病学创始人。20世纪30年代,他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消化专业组,对胃的分泌功能进行多方面研究,有的论文至今仍被国际学界引用;20世纪50年代,他在北京协和医院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消化专科,对内科学系建设、人才培养、医学教育和临床实践倾注了全部心血。

一摞小本子、一根拐棍、一个听诊器,这是张孝骞的三样遗物。很多协和医生提起它们都满怀敬畏,似乎这几个普通物件背后藏着道不尽的秘密。

如今,知道张孝骞这个名字的人不多了,他已经离世35年。生前,他职位不算高,连一本书都没出过,也没有给子孙攒下多少财富,却留给后世一笔巨大的精神遗产。

医生们景仰他,将他视为一个时代的高峰。患者们怀念他,说让他看病是一生的幸运。

小本子:“医道秘诀”在哪里

几十册巴掌大小的笔记本整齐地码在协和医院院史馆一张老木桌上,打开来,里面密密麻麻地记满了患者的姓名、年龄、病案号、病情、初步诊断等,纸张已然泛黄。作为新中国首批学部委员(院士),张孝骞有着崇高的学术地位,却终生没有一部独立著作。在今天看来,这着实有些不可思议。除了一些单篇文章,他留下的就是这些小本子。

现任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学系主任张奉春说:“他绝不是随随便便记的,那简直就是一个资料库。”

曾有不少人想整理张孝骞的小本子,从中探求医道秘诀,却都迷惘而归,无人能够还原那些只言片语背后的幽深思考。

1977年10月,医生们对一名习惯性骨折的患者束手无策,请张孝骞来会诊。只见他那双布满老年斑的手一遍又一遍地在患者身上摸索着,忽然,在右侧腹股沟停了下来,那里有个谁都没在意的小肿块。他想了想说:“这大概就是病根。”

医生们一头雾水:肿块究竟是什么性质?与患者的症状有什么关系?张孝骞建议,把肿块切除。大家惊奇地发现,术后患者的病情很快好转了。

而更大的惊奇还在后面——病理诊断证实,肿块为功能性间叶瘤。这是一个极为罕见的病例,在此前的世界医学文献中,总共只报道过7例。

“张老的判断力太惊人了。”张孝骞“重徒孙”辈的消化内科医生吴东说,“在那个信息匮乏的年代,要不是极热爱医学,不可能掌握这么渊博的学识。”

晚年的他右眼几近失明,左眼一米以外就看不清人,每天要靠扩瞳药物维持视力,但仍坚持做笔记。他小心吃力地写着,字还是不知不觉地写串了行……宁静的灯光照着他的白大褂,照着他的驼背,照出的不像一位被尊为“医圣”的大权威,反倒像个认真听课的小学生。

真正的秘诀,也许并不在那字里行间。“我们最应该继承的,就是张老真诚对待医学的态度。”张奉春说,“无论何时,踏实行医、虔诚治学的心不能变。”

拐棍:医生能离开患者吗

竹拐棍是张孝骞晚年另一个“标配”。他去哪儿都拄着,用得太久,手柄都磨掉了漆。直到89岁,他还拄着拐棍去诊治患者。

1986年7月,北京协和医院呼吸内科医生陆慰萱想请张老帮忙看一个疑难患者,又很犹豫。那时张孝骞已确诊了肺癌,一直痰中带血。后来,张孝骞听闻此事,拄起拐棍就出了门。

正是酷暑,烈日当头。从门诊楼到老楼的8楼2号病房,要走500多步,爬42级楼梯。有电梯,但按规定只能用于转运患者,张孝骞严守规定,步履蹒跚地去爬楼梯。不难想象,对这个生命只剩最后一年的老人来说,那段路是多么沉重的负担!

当他气喘吁吁地出现在病房门口时,陆慰萱和患者都感动得呆住了。那天,张孝骞为这个患者忙了两个多小时。这,是他一生中看的最后一个患者。

拐棍不离开老人,张孝骞离不开患者。直至85岁高龄,他早已辞去内科主任职务,还坚持一周2次门诊、4次查房的惯例。

查房时,他常会指出,以前哪年、在哪个病房、哪位医师主管过类似患者。有时连主管医生本人都忘了,他却记得很清楚,让众人目瞪口呆。甚至二三十年前看过的患者,他都能说出姓名、病历号,仿佛一直陪伴在患者身旁。

1981年年初,北京郊区某医院一位医生来找张孝骞,请他为一个年轻农民作书面会诊。看了病历,他感到单凭现有材料还不能下结论,就叮嘱那位医生,再给患者完善两项检查。

两天过去了,一直没有回话,张孝骞越等越焦急,让助手打电话一问,检查只做了一项。他脸上掠过一道阴影,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在办公室内转了几圈,然后说:“不能等了。走,马上去看患者!”他说着,拉上助手就向郊区出发。当然,又拄上了他的拐棍。

那么冷的天,那么大的专家,那么大的年纪,却亲自跑来,那个从未见过张孝骞的农民患者和他的医生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听诊器:不仅仅是一个工具

张奉春注意到一个细节:张孝骞晚年总是用一个特殊的听诊器——管子比通常的听诊器短半截。所以他总是弯着腰听,几乎要趴在患者身上。

当时,张奉春看他吃力,就说:“您换我这个吧。”张孝骞笑笑:“我耳朵不好了,短点才能听得清楚些。”

原来,他是自己剪短的,就为了不失去最直观的临床感受。他一向不习惯靠下级医生的汇报来诊断病情,而要亲自查看。有人说,张孝骞对临床的坚持几乎到了偏执的程度。不管现代化检查手段多么丰富,他都认为不可以取代临床直接观察。并且,他最反对一上来就开一大堆检查单,增加患者经济负担。

“这不仅是医疗方法问题,背后是深沉的悲悯之心和浓浓的家国情怀。”曾仔细研读过张孝骞生平的吴东说。

年少时,张孝骞家境贫寒,上中学连做校服的钱都交不起。因此,他曾以实业救国为理想。可祖父说:“其实,中国又何止贫穷呢?疾病也是一种灾祸啊。所谓贫病交加,生灵涂炭,才真是百姓的绝境。”这一席话,让他选择了从医。

“七七事变”仅一周,张孝骞就出人意料地辞去协和医院的优厚职位,举家南下,宁肯去待在沦陷区给日本伤兵看病,不愿充当侵略者的工具。

早年他曾两次游学美国,不仅亲身体验了西方优越的科研条件,还做出了引起全美医学界关注的成果,却都婉拒了“留下来”的邀请。他有一句名言:“生命的泉,即使拌和着血和泪,也要在自己的国土上流淌。”

只因心怀报国之志,张孝骞觉得,戴上听诊器解除百姓疾苦,是一件神圣的事,容不得半点玷污。

1987年3月,他去世前几个月,在神志迷茫之际,他魂牵梦绕的依然是他的患者。当他痛苦呻吟时,只要谁讲起患者,他就陡然有了精神,脸颊因兴奋而微微发红,眼睛里会立即闪出光彩。

那光彩,仿佛从来不曾熄灭,至今,仍闪现在人们眼前。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供稿,选自《科学家精神 奉献篇》,略有删减)

《医学科学报》 (2022-08-05 第7版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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