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   北京协和医学院供图

◎白岩松

什么是故乡？故乡是由距离制造的，是年少时天天想离开，而年长后天天想回去的地方。北京协和医学院（以下简称协和）对于你们，是母校，也是精神故乡，这里的老师与同窗是精神故乡的一部分。你走得越远，故乡就变得越清晰。

增量与存量

1972年，中国人口8.7亿，当时国人心血管疾病很少，被全世界当作典范。但2021年《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显示，平均每5个死亡的中国人中就有2个多死于心血管病。而现在60岁以上的人口已达2.7亿。这还仅是个开始，到2073年，未来50年的终点时刻，预测我国80岁以上的人口将达到1.34亿。

未来50年，中国将是全世界老年人群最大的国家。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曾面对5亿60岁以上人口和1.34亿80岁以上人口带来的医疗挑战。所以我能想象最浪漫的事，就是你们将陪着我们变老；我能想象最幸福的事，就是变老的过程中，你们会护佑我们更好、更健康。

从新中国成立到之后的几十年，中国的医疗事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增量的挑战，就是让生下来的人减少大病和重大残疾，关键是能够活下去。1949年，我们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主要是因为当时新生儿死亡率高达200‰。随着社会进步、公共卫生发展和各位前辈的努力，今天新生儿死亡率已经是5.2‰。因此，增量的挑战我们应对得非常好。

但未来50年，我们将面临巨大的人口存量挑战。要活得健康活得长，而且要活得很好，这就是未来50年你们协和学子肩负的职责。

敬畏与边界

从事医疗行业、毕业于协和的人，一定是自信的，但是只有建立在敬畏基础上的自信才是真正的自信，才会有大家最期待的那种真正的认真。这种敬畏恰恰来自于不管医学技术多么进步都需要的个人尊重。技术带来的更多是对平均值的乐观，而每一个病人都认为他是这个世界上最苦的、最独特的那个人。你将如何面临这个独特？敬畏极其关键。

医学技术进步到如此地步，我们必须思考边界的问题。当我们什么都能治，是不是我们什么都要治？什么该为，什么不该为？人类作为一种动物，哪些不适应该接受，并通过自己包括免疫力在内的各种各样的反应让机体变得更加健康?

在医学进步的近百年过程中，求医的次数明显增加，而在人类变得更加长寿的过程中，也必将伴随着更多的病痛。各位当然该去思考边界的问题。边界还有一个重要的挑战来自于成本。科学技术、医学技术快速进步，意味着整个医疗成本正在快速扩张，几乎全世界所有国家和每一个家庭都面临着求医问药过程中的成本边界问题，而我们作为从业者该怎么去思考这种边界？所以敬畏和边界是作为大医支撑基础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爱与慈悲

著名哲学家罗素曾说过：有三样东西支撑着我的生命，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我自己还加上了第四句：对于所有可改变事情抑制不住想要改变的冲动，爱永远应该放在最前头。

“爱是唯一的向导”，当你不知道怎么选择的时候，跟着内心的爱走。爱像阳光，我们应该把这个爱，更多地给自己、给朋友、给家人、给生活、给事业。很多人会说，怎么能不让医生把爱给患者呢？爱给患者不一定准确，我希望协和学子面对患者的时候是慈悲。慈悲不要像太阳一样耀眼烤人，给人以压迫感，而要像月亮一样温柔如水，更重要的是，为黑夜中的路人送去光明。

医学工作者该有的更大的爱，就是抑制不住的慈悲。不能要求医学工作者每天都是佛。他们应该坚持每天做职业人、专业主义者，但在偶有需要的时候，就是佛，就是月光，就要为黑暗中的人照亮前路。一个医生可以开很多不同的药方，但永远要开“希望”这个“药方”。面对很多从绝望中来的病人，即便你没有办法施救，依然可以把“希望”当作“药方”。当你无法治愈一个病人时，你还可以通过努力治疗他，治愈一个家庭，治愈人类，让人们看到希望。

治疗人，也治疗这个世界

相信所有的协和人都知道，大家说的“治病”其实是治每一个独特的患病的人，是生理加心理共同起作用去治疗一个整体的人。大家都听过扁鹊见王的故事。王问他：你们家兄弟三个都行医，谁的医术最高？他说：我大哥医术最高，我二哥其次，我最差。王说：不会啊，所有人都知道扁鹊的名声，却很少有人谈论大哥和二哥。扁鹊回答：大哥是在别人还未得病时就发现危险，稍加干预，结果别人没有发病；二哥是在轻症的时候迅速干预避免转成重病；而我是在病人病重的时候，有时候运气好能治好他，因此我名声蛮高。这是医学界具有的中国智慧的体现。

“一盎司的预防胜过一磅的治疗”。我们要从整体上治疗人，更要治疗这个社会和这个世界。顾方舟先生的一粒糖丸，动静仿佛很小，却是“于无声处听惊雷”，让我们一代又一代人成为获益者。这何尝不是一次对整个中国的治愈？

德国细胞病理学、社会医学的倡导者韦尔绍认为，医学能治愈的只是一部分，而公共卫生以及环境和对世界的治疗尤为重要。1866年，他积极主动参与到了柏林地下管网的改造过程。请注意，是一位医生主动负责地下管网改造。到1873年建成后，柏林人均预期寿命从1860年代的35岁变成了1900年的50岁，这就是公共卫生和社会环境的改变所产生的治愈作用。王辰院士以及很多大医，多年来用大量的时间精力致力于控烟。这不是单纯的治病，而是对社会和世界的治愈。过去我们常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其实良医都在想办法成为“良相”，或者让做官的人成为良相，因为他们在努力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健康的社会环境和秩序。

现代医学与中国贡献

在过去这200多年，在现代医学的进步中，中国人留下的痕迹和纪念碑太少了。我们可以不可以更乐观地期待，在未来现代医学的发展中，有更多中国人的痕迹、中国人的创造、中国人留下的丰碑。在诺奖获得者屠呦呦的名字后面，将有更多的中国人的名字，而其中一定应该有协和走出来的人。回望过去，现代医学的发展，现代医药以及很多技术的突破，都来自于混搭、跨界、永远的好奇、天真单纯的相信，然后很多创造出现了。我们未来是不是也有很多这样的医学人员？我相信会有。

在未来的50年，相信你们不仅是自己说实话、说真话的科学精神的践行者，也会影响更多的人。因此，对未来50年的中国，我们该抱有一种巨大的热望。所以拿什么结束呢？中国的老祖宗把人的一生概括成了四个字——生老病死。这四个字的哪一个环节离得开各位呢？所以，我这三个字就是：拜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