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诚（1925年12月—2012年9月），神经外科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神经外科的创始人和开拓者之一。他创建了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和北京天坛医院，使之成为亚洲最大的神经外科基地；率先在国内推广显微神经外科技术。2009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9年荣获“最美奋斗者”称号。

在北京天坛医院新院忠诚楼一层大厅，一座人物雕像激励着这里所有的医务工作者开拓创新、团结协作、严谨求实、艰苦奋斗、患者第一。他就是中国神经外科的开拓者和创始人之一、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天坛医院原名誉院长、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原所长王忠诚。“我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发展神经外科事业，为患者多做一点事情。”生前，这位中国医学泰斗用生命践行着人生诺言，带领中国神经外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推动我国神经外科的建立、发展和走向世界前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生的选择

1950年，以优异成绩从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的王忠诚被分配到天津总医院，成为一名外科医生。时值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年仅26岁的王忠诚响应国家号召担任了天津医疗队第三组组长，奔赴吉林省洮南县救治前方战场上下来的志愿军伤员。一天，一位年仅17岁的志愿军战士受了脑外伤，但由于当时还做不了脑外科手术，王忠诚只能眼睁睁看着生命逝去，这让他非常难过。从那时起，他就立下誓言：一定要开创祖国的神经外科事业。

1952年，刚从抗美援朝前线回来的王忠诚，立即报名加入了当年5月原卫生部在天津总医院创建的脑系科。王忠诚的这一纸申请书掀起了轩然大波，几个知心好友纷纷前来劝他慎重考虑。神经外科实在太复杂，要精通脑部复杂的神经解剖，现在师资、教材、实验仪器都太匮乏了，学起来太困难，而且要抛弃过去的一切，抛弃那些花费了大量时间精力积累起来的经验和业绩，承担很大的风险和责任，学成与否尚且不得而知，何必自讨苦吃呢？

王忠诚听了，表面上仍然像往常一样平静，但是内心深处却斗争得很激烈。那一夜，王忠诚想了很多。想着想着，那个战地医院的情景又浮现在自己眼前，过早失去生命的小战士、昏迷中高呼“前进”的志愿军伤员……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王忠诚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神经外科作为自己未来事业的发展方向，师从我国神经外科的奠基人赵以成。后又随同赵以成在北京同仁医院创建了北京地区第一个神经外科。初创时的神经外科起步很难，同新中国一样一穷二白。没有教材、没有教具、没有标本，连病例病种也非常有限，完全依赖赵以成和王忠诚等人点点滴滴的积累和坚持不懈的努力。

我国第一部血管造影学专著的诞生

新中国成立初期，困扰我国神经外科发展的关键问题就是诊断难。诊断这个问题不解决，直接影响到手术的成功率，制约着我国神经外科的发展。因为当时一些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了封锁政策，我国无法引进先进的“脑血管造影”技术，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在这样的情况下，王忠诚凭借自己的努力，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钻研探索。自己动手做学习教材、做颅骨标本，用书本对照着颅骨标本进行研究，常常到深夜。彻底地熟悉和掌握大脑内部复杂的构造之后，王忠诚和助手们开始在尸体上做试验。

伴随着尸体散发的味道，在没有任何通风设备的环境中，他们就这样坚持着进行尸体解剖，了解颈、椎动脉的走行位置及周围结构，试行穿刺，再用X光透视照相，检查穿刺的准确性……这种练习持续了数月之久。他们总结经验、反复练习，又过了半年才摸索出一套仅仅需要15分钟就可以成功进行血管造影的方法。又经过七八年的临床实践，王忠诚才彻底掌握了这种神经外科的重要检查技术，把我国颅脑疾患的手术检查危险性由气脑造影的1％~3％降至1‰~3‰。

王忠诚在缺少防护的情况下，无数次暴露在放射线中进行试验。长期超大剂量反复接触放射线，他的白细胞降到3000个单位左右，只有正常人的一半。这也使得他体质下降，经常发烧，多次发生肺炎，还出现脱发、牙龈出血等，有两次险些丢掉性命。但王忠诚却说：“我知道危害性有多大，但是为了成功，必须豁出去。”

“痛，并快乐着”——这句话可以说是王忠诚研究血管造影术的高度概括。以身体健康为代价，王忠诚积累了2500余份脑血管造影资料。1965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发行了这本神经外科学专著——《脑血管造影术》。这是我国第一部血管造影学著作，这本里程碑式的专著问世不仅对提高我国神经外科的诊断水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一步跨越了30年的时空，缩小了我国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走“技术扶贫”道路，建立全国神经外科网络

我国地广人多，医疗事业发展不平衡。许多地区由于没有神经外科的医疗条件，患者们不得不千里迢迢赶到北京或上海等地求医。每当王忠诚看到许多患者东拼西凑，拿着毕生攒下的积蓄，有的甚至倾家荡产，历尽周折来到天坛医院的时候，他的心里总是非常难过，甚至寝食难安。

王忠诚曾经多次对自己的同事们说，要建立全国的神经外科网络。只有网络建成了，全国的神经外科水平才能得到普遍的提高。我国的神经外科要走向世界，首先要解决好老百姓看脑病难的根本问题，这就要打团体赛，光拿几项单打冠军代表不了我国的整体水平，只有拿下团体赛的冠军，才能真正登上世界医学科学的高峰！

20世纪90年代初，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作为中国西部地区的市级综合医院，技术还比较落后。在院方领导提出创办贵阳脑科医院的设想后，王忠诚决心走“技术扶贫”的道路，为贵州人民服务，成立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协作医院。

1996年7月，王忠诚亲自率队前往贵阳。到达后的第二天，准备手术前，贵阳市遭受了百年未遇的特大洪灾。灾情严重，积水及腰，全市停电。王忠诚借着柴油发电机发电产生的昏暗灯光做了近6小时手术，术后顾不上吃饭，给在会议室等候的贵阳地区数百名神经外科医生讲课。

他硬撑着身体讲到了下午5点，又马不停蹄地疾步从八楼会议室下到一楼神经外科门诊，为慕名而来的几十位患者诊治。晚上9点，王忠诚召集贵阳脑科医院领导班子的全体成员，讨论有关派遣天坛医院第一批专家到贵阳工作的事宜。

5天后，当贵阳脑科医院的领导按惯例把北京专家应得的酬劳送到王忠诚面前时，被他婉言谢绝了。王忠诚说：“我们是代表首都人民来边区送医的。传、帮、带及技术援边是我们的责任，边区生活还不富裕，不能给你们添麻烦，边区人民的心意我们收下了。”简单朴素的几句话当中，却饱含了何等的精神境界！

经过半个多世纪，在王忠诚的领导下，现在全国各省会或自治区首府的大医院都有独立的神经外科病房，中等以上城市的医院有了独立的神经外科病床，相当多的县级医院里有了可以兼做神经外科的医师。这些医生对推动当地神经外科的发展、保障人民健康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天坛医院供稿，选自《科学家精神 奉献篇》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