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仁英

◎叶瑞欣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她随时听从党的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上能在国际会议游刃有余，下能扎根基层；作为一名医生，她为妇婴的安全健康殚精竭虑，把天伦之乐带到万家；作为一名战略科学家，她高瞻远瞩，准确把握妇婴事业的发展方向，带领团队实现中国围产保健事业从无到有的突破，并与国际顶尖技术水平接轨；作为一名社会活动家，她时常出现在公众视野，以身作则，发挥自身的经验与人脉优势，为民众谋福祉。

她就是中国著名妇产科、妇女保健专家严仁英教授。

临床实践中感悟“预防”

1913年11月26日，严仁英出生于天津严翰林胡同严家的深宅大院。读初中时，祖父因病逝世，三哥也因肺结核被迫退学养病、备受折磨，这使她在心中立下志向：长大后学医，治病救人。

1932年，严仁英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但她未忘学医志向，同时选修协和预科必修课程，用3年时间完成了6年的学习。1935年，严仁英在一众竞争者中脱颖而出，考入著名的北平协和医院，并以前三名的优异成绩获得了奖学金。

在协和，她接受了正规的医学教育，打下了深厚的医学知识基础，种下了“疾病要从预防入手”的治疗观念。幸运的是，在这里她遇到了恩师林巧稚，在林巧雅的指引下开启了“一个人来，两个人走”的母婴事业。

1940年取得协和医学院博士学位后，严仁英留在协和医院任妇产科住院医生。不料，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后的第二天，就占领了协和医院及校舍，刚工作一年半的严仁英失业了。

所幸，在林巧稚的帮助下，严仁英来到了国立第一助产学校的附属产院。在这段时间里，严仁英看着门诊里的医生苦口婆心地“求”病人做好避孕措施、讲述按计划生孩子的重要性，感受颇深，开始思考“预防”二字的深远意义。

1946年，北大医院重新开业，33岁的严仁英成为住院总医师，辗转于病房、产房和急诊室中，将众多危重产妇和新生儿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1948年秋，严仁英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部进修，1949年9月，严仁英和丈夫王光超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美国医院的挽留，登上了由旧金山开往香港的客轮。回国后严仁英任北大医院妇产科临床医生，并且多次前往农村调研，开办“半农半医”学习班，开设全国最早的“外阴病门诊”。

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家开始提倡计划生育，此时关于人工流产的安全性问题又引发了严仁英的深思。借此契机，她提出以“非手术终止妊娠”为目标的研究，建立了北大医院计划生育研究室，探索中西医结合的药物流产方法。

从开设“外阴病门诊”，到建立计划生育研究室、研究药物流产，严仁英朝着围产保健的方向一步步迈进。

为了造福更多人

1979年，66岁的严仁英被推选为北大医院院长。上任后不久，她毅然由临床医学改行研究“围产保健”，将国外日渐兴起的临床保健引入国内，希望借助围产期的观察与保健，降低广大妇女分娩时的风险。

“弃临床、做保健”，这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个无前途且不明智的决定，但这却是严仁英数十载医学生涯中发自内心的追求。

协和向来有“疾病要从预防入手”的教育理念，从协和医学院走出去的严仁英也深受此理念影响。临床实践几十年，无论是农村妇女所处的恶劣环境，还是被抬进医院的危重孕妇，都让她深切感悟到医疗只能治好一个人，而预防却能造福一大片。面对质疑，她曾开玩笑地说：“保健就是临床医学长出的一个‘怪胎’，或者说是我革了临床医学的命吧。”

这一年，严仁英跨科室创建了北医一院妇产科“优生保健组”，并带领团队率先成立全国第一个早孕门诊和孕妇学校。作为我国妇产科的领军人物，严仁英的转向也吸引着北京妇产医院、北医、301医院等单位的妇产科主任跟随而来，很快便集结了一支高水平的医疗科研团队。

为了进一步开展研究，严仁英团队选择了当时经济欠发达、围产儿死亡率相对较高的京郊顺义农村为调查点，对孕产妇和围产儿进行观察，以降低孕产妇及围产儿的死亡率为目标，研究围产儿的死亡率和主要死因，推广“高危管理”措施。

那时她还拿出自己的400元顾问费补贴团队的车费，带领大家从东直门坐长途汽车前往顺义，下乡找病人。团队对1981年至1982年的孕产妇和新生儿逐个进行登记，追踪孕产妇妊娠全过程。

同时，严仁英还带领团队每两周为顺义县、乡两级的医护人员讲“围产保健”课，并建立起由县到乡再到村的三级保健网，使高危孕妇得以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三年间，严仁英的足迹踏遍顺义每个妇幼保健点，观察了将近2000名婴幼儿的情况。“高危管理”的措施也让当地围产儿死亡率大大降低，得到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卫生部的一致认可。在严仁英的大力推动下，这一围产保健技术得以在全国大力推广。

在中国围产保健的道路上，严仁英成功地迈出了第一步。

“0.4毫克”的分量

20世纪80年代初，严仁英在顺义的调查研究中发现神经管畸形是造成婴幼儿死亡的主要原因，并在1983年的“欧洲中国围产保健监测研讨会”上报告了这一成果。当时恰逢改革开放、国门打开的契机，严仁英向政府提议开展一项长期的国际科研合作，借助国外的资金和技术在中国开展研究。这个提议很快就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以及美国科学家的响应，就这样，70岁的严仁英登上了前往美国的飞机，邀请国外的科学家前往中国考察。一番考察后，中美科学家达成合作共识。遗憾的是，不久后这项合作因政治原因暂时搁置。

国内形势逐渐好转后，双方又把这个几乎流产的项目重拾起来。由于项目搁置的几年里，国际已经证实叶酸的缺乏是造成神经管畸形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中美项目的新方向聚焦于叶酸服用的剂量。

1990年，在严仁英的努力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周期最长、投资最大、范围最广的合作“中美预防神经管畸形合作项目”创立。在她的领导下，项目组以河北、山西、江苏和浙江的40多个县为现场基地，一边调查中国神经管畸形等重大出生缺陷的发生特点，一边观察服用叶酸的妇女，探究小剂量叶酸增补剂的预防效果。

从1990年至1993年，年迈的严仁英不断深入到农村基层走访调查，戴着高度散光近视的老花镜，拎着箱子，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江南泥泞的田里。

“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这是严仁英给自己的人生定位。

在中美1万多名科学家、基层医务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该合作项目最终证实，妇女在怀孕前和后3个月服用含有0.4毫克叶酸的增补剂，可以有效预防神经管畸形儿的初发。

1996年，卫生部在全国推广了严仁英等人的研究建议；0.4毫克也成为世界卫生组织唯一指定的预防出生缺陷的叶酸增补标准；随后全球亦有50多个国家据此制定和调整了公共卫生政策。

自此，微小的“0.4毫克”撑起一把保护伞，有效地守卫了婴儿的健康，让亿万女性成为幸福的母亲，让无数家庭拥有了健康的下一代。

2017年4月16日，104岁的严仁英溘然长逝。

从躬身杏林，到第一个扛起中国围产保健大旗，身为“中国围产保健之母”的严仁英在祖国医学道路上辛勤耕耘了七十载。她为中国妇婴健康事业的不懈追求，为国家、人民所奉献的仁心英术，值得我们永远感谢和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