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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新忠 田宇

19世纪末德国著名病理学家Rudolf Virchow在研究猪旋毛虫时，认识到动物疾病与人类健康之间的联系，首次提出了人畜共患病（Zoonosis）这一概念，用以指代人类感染的动物疾病。

但在这一概念诞生后，兽医学与人类医学始终长期分属两个不同的知识体系。在过去一百多年里，人们由最初对人畜共患病的定义逐渐发展出“One Medicine”的理念，这一术语强调动物医学和人类医学之间的相似之处，旨在倡导将人类和动物健康整合为一。

像被人们所熟知的鼠疫、狂犬病、疯牛病、禽流感、猪流感和猴痘等传染病，都是属于人畜共患病，但目前这种感染性疾病类型却尚未引起广泛关注。

开创中国人畜共患病学的历史

“鼠疫”是中文中最早出现的人畜共患病病名，它是一种由来已久、令人谈之色变的烈性传染病。在人们的一般印象中，可能觉得“鼠疫”是一个中国传统的疾病名称，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一病名直到19世纪90年代才出现在中国的文献中，它的出现为人们更多关注人畜共患病打开了知识上的一扇窗户。

光绪十六年（1890年），在粤西地区流行已久、令人恐惧的鼠疫传入广东吴川县。面对凶险的疫情，当地出身名门的贡生吴宣崇不忍民众受难，遂从友人处搜集治疗鼠疫的经验良方，辑录成书，名之以《治鼠疫法》刊刻施送。

这不仅是我国第一部论治鼠疫的专著，也是中文文献中第一次以“鼠疫”这一动物疫病名指称人间瘟疫。此后，“鼠疫”作为由鼠疫杆菌引发的传染病的名称日渐流行，并沿用至今。

与一般的人间瘟疫不同，鼠疫是一种典型的自然疫源性人畜共患病。其病原鼠疫杆菌主要寄生在部分野生啮齿类动物体内，可经蚤类传给家鼠，引起鼠间鼠疫，继而造成人间鼠疫，因此在人间鼠疫流行时，往往伴随着大量老鼠死亡等比较特别的现象。晚清滇粤鼠疫长期反复流行，“鼠死”而“疫作”之间的关联很容易被时人观察到。因此，尽管民间当时对于鼠疫有“痒子病”“核瘟”等诸多称呼，但称其为“鼠疫”不足为奇。不过，若将“鼠疫”作为一个正式的病名放在中国传统的病名史中看，却很另类。

中国古代对疾病的命名较为多元，大体以症状、病情、病因、病位、病性和病机为名，但未尝以共患疾病的动物来指称。当然，古代也不乏关于动物特别是牲畜疫病的病名，比如牛疫、鸡瘟、马疫等，不过都被用来指代动物本身的疫病，而且关乎的也多为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家畜、家禽。

明清时期，医学界已经认识到，无论是人还是动物，疫病皆缘于致疫之疫气、戾气、杂气等，而疫气有同类相染的特性，甚至有医者谈到了人疫感染牲畜的可能性，但就此展开论述的绝大多数为兽医学者，一般医籍甚少关注这一议题，也没有进一步指出动物之疫对人的传染，并探究人和动物疫病间的关系。因此，在时人通常的认识中，不仅很少去关注动物疫病，特别是无关人们生计的动物的疫病，而且觉得动物疫病与人类疫病并不直接相干。故而，当时无以动物病名来混指人类病名之情形，实属必然。

事实上，鼠疫作为一种古老的疫病，曾数次在世界范围内对人类生命和社会造成重大影响，在历史上留有黑死病、核瘟、痒子、百斯笃等诸多不同的名称。而“鼠疫”一词之所以能够在与同期众多病名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通用名，背后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一方面，“鼠疫”系本土词汇、较为雅驯，被吴宣崇等文人、医生在其医学著作中采用后，随着这些著作影响日广，“鼠疫”的使用愈发频繁；另一方面，由于鼠疫发病快、病死率高，在抗生素发明之前，在治疗上中外均无良策。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对疫情，官方往往将防治的重点放在清洁、消毒、检疫、隔离等公共卫生举措上，并根据鼠疫的特点，特别主张通过捕鼠、灭鼠等办法预防和控制疫情。既然将捕鼠灭鼠作为防治鼠疫的重要策略，疫病名直接与鼠相关联，无疑是最有利的选择。加之“鼠疫”一词简洁明了，同时符合汉语的构词习惯，随着这一词汇的使用日广，其逐步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

而“鼠疫”这一从传统上看十分奇特的疫病名称被人们广为接受和使用，促使医者更多关注鼠疫和老鼠、人和动物疫病的关系，思考人畜共患病。此后，狂犬病、疯牛病、禽流感等类似的病名不断出现，成为今人十分熟悉的疫病名称类型。可以说“鼠疫”这一机缘巧合下形成的通行病名，开创了中国人畜共患病学的历史。

人畜共患病频率似乎越来越高

在现代生物医学的体系里，病毒、细菌等微生物是传染病的始作俑者，大量病原体可以同时感染动物和人类，诱发疫情。因此，每当人们的健康与生活受到传染病的威胁，难免谈“微生物”色变。

事实上，地球是一个由微生物、植物、动物等诸多生物体和无机环境组成的大生态系统，而人类只是其中一环。成千上万的微生物活跃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总会在不同的生物体间移动并对其发生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即便是能够感染人的病原生物也并不经常致病，只有从原宿主进入新宿主才能引发感染。

换言之，传染病，特别是人畜共患病的发生其实是一种正常的自然现象。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全球化日益深入，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高，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畜共患病出现的频率似乎也越来越高。

现有研究表明，人畜共患病占所有已知传染病的60%。近年来，更有超七成的人类新发传染病来自动物。从历史上的鼠疫到21世纪的SARS、禽流感、猴痘，动物在疾病传播中的作用不容忽视。

当今世界，动物业已成为新发和再发传染病的主要驱动因素，而人们目前对人畜共患病的关注仍有不足，开展动物研究工作、了解人畜外溢机制刻不容缓，因为大规模的疫情随时都有可能再次暴发，而人类随时都可能面临更大的危机。

“共病时代”已来

如今，国际学术界在提出“One Medicine”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了“One Health”理念。该理念涉及人类、动物、食品、环境、城市规划等诸多方面，是跨学科、跨地域协作和交流的全球拓展战略，致力于结合人类医学、兽医学和环境科学以促进人和动物健康，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全球公共卫生部门和学术界通过设立相关机构、推动学术研究等举措推广这一理念，促进其落实到公共卫生建设和疫病预防等具体的实践中。

在动物疫病和人类健康紧密关联的当下，如何与大自然和谐共处、如何处理好人和动物的关系、如何更高效地开展卫生防疫，是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命题。

然而相较于国际学术界，国内对于人畜共患病和“One Health”的关注和研究，无论在数量和深度上都存在相当的差距，对于“共病时代”的到来，还缺乏普遍的自觉。就此而言，对鼠疫、猴痘等人畜共患病给予更多的关注和研究，不仅必要，而且迫在眉睫。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