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法祖（1914年12月—2008年6月），医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普通外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器官移植外科创始人之一，在普通外科的成就推动了我国外科学的发展。他创造的外科手术方式被誉为“裘氏术式”。曾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荣获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最美奋斗者”等称号。

1946年10月，一艘从德国开往上海的海轮上，一位中国医生在甲板上成功为一名肝脏破损、生命垂危的患者实施了肝脏缝补手术，使患者转危为安。船还未靠岸，裘法祖的名声已经红遍上海滩。

10年前，他只身远赴德国；10年后，获得慕尼黑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裘法祖，选择放弃德国的安稳生活和高薪学成归国。

在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岁月里，裘法祖致力于祖国的医疗卫生、教育、科研事业，为中国现代外科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做人要知足，做学问要不知足”

60多年来，裘法祖“稳、准、轻、细、快”的高超技术被誉为“裘氏术式”，并改进新术式不下数十种，挽救了无数患者的生命。“划破两张纸，下面的第三张纸一定完好无损”，这套“裘氏手术规范”影响了我国许多外科医生。据说中国的外科医生做手术时，只要相互看一眼，就知道对方是不是裘法祖的门下，因为“裘氏手术”讲究精准，尽量减少对患者的损伤。

裘法祖一生桃李满天下，他向学生强调，医生要做到“三会”“三知”，即“手术要会做、经验要会写、上课要会讲”“做人要知足，做事要知不足，做学问要不知足”。他主张对青年医师要“大胆放手、具体指导、严格要求”。他提携后辈，甘当人梯，桃李满天下，亲手培养了大批优秀外科人才，如吴孟超等，不少已成为国内外知名学者。

他曾表示，“我并不认为名字放在学生之后就没面子。相反，名字放在学生前面，我才觉得丢脸，因为那是欺世盗名的事。”

而这也不只是说说而已。

2001年8月，武汉市颁布该年度科学技术进步奖，居一等奖之首的是“体外培育牛黄”项目。在该项目的完成人员中，院士裘法祖排在第二，排名第一的是他的学生蔡红娇。

“院士怎么排在学生之后？”获奖项目公告当天，疑问声不断。“当然应该把她的名字放在前面。这项成果是蔡教授花了十几年心血完成的，我只是对她有些支持。凭什么名气大些就应该排第一？”裘法祖回应得有些激动。“没有裘教授指导和帮助，我完成不了这个课题。”蔡红娇说，为解决这一世界难题，裘法祖跑经费、查资料，耐心指导。报成果时，裘法祖坚持不让署自己的名字。蔡红娇等人多次要求后，裘法祖才妥协：“那就把我的名字放在后面吧。”

他是人民医学家

“一个患者愿意在全身麻醉的情况下，让医生在他肚子上划一刀，这对医生是多大的信任啊！这种以生命相托的信任，理应赢得医生亲人般的赤诚。”这是裘法祖常挂在嘴边的话。他还常常教育自己的学生：“医术不论高低，医德最是重要。医生在技术上有高低之分，但在医德上必须是高尚的。一个好的医生就应该做到急患者之所急，想患者之所想，把患者当作自己的亲人。”

同济医院原院长陈安民回忆当年裘法祖带学生的情景时说：“裘老查房时，我们这些负责主诉病情的年轻医生最紧张了，如果对患者病情了解不准、回答不出问题，裘老一定会狠狠批评。”他也一直以此为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只要是冬天去病房，裘法祖一定会把听诊器在自己的胸口焐热了才会给患者检查。裘法祖做手术还有一个特殊的规矩：术前一定要亲自清点每一件器械、每一块纱布，术后再一一点对。因此，一直以来裘法祖的手术台都被认为是最安全的。

“对待患者就像大人背小孩过河一样，从河的这一岸背到对岸才安全。”本着这种对患者高度负责的精神，从医60余年，裘法祖施行手术无数，未错一刀。他时常告诫学生，当医生要热爱患者，第一要不怕脏不怕累，第二要小心细致。

在裘法祖去世前的半个月，他还在为汶川地震伤员会诊。2008年5月24日，当第一批汶川地震伤员抵达武汉后，94岁高龄的裘法祖先生仍然坚持到病床前为伤员进行临床诊断。在会诊时，裘老还一再叮嘱医生，在抢救一名下肢受伤的16岁伤员时，“要想尽一切办法保住肢体，尽可能为他以后能行走做好准备”。

几天后，在6月14日清晨，裘法祖安静地离开了人世。来自震区的39岁伤员何成弟当时并不知道为他看病的就是裘法祖院士,也不知道院士的级别有多高，只记得这个很和蔼的老医生拉着他的手，轻轻叮嘱他：“好好休息，不用担心，一定能治好。”

裘法祖在多次采访中一再申明：“不要把我抬得太高，不要称什么泰斗，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外科医生。只要你确确实实为患者解决了痛苦，患者会记你一辈子。”

用一生时间成就少年理想

裘法祖立志要做一名医生，初衷是为了解除千万个母亲的病痛。裘法祖出生在西子湖畔。从小学习勤奋的他，18岁如愿考入同济大学医学院预科班学习德语。

一年后，他的母亲突然腹内剧痛，医生束手无策，不久母亲就离开了人世。裘法祖查阅西医书籍后才发现，他的母亲竟是死于在国外只需要做个十几分钟手术就能解决问题的阑尾炎。

1936年，在两个姐姐的资助下，裘法祖只身远赴德国留学。他学习异常勤奋，上课时总抢着坐在第一排。毕业后的裘法祖成功应聘慕尼黑最大的市立医院，成为一名“志愿医生”，开启了他的医生职业生涯。

在来到德国的第7年，他被提升为外科主任。由中国人担任外科主任，这在当时的德国史无前例。虽然在德国的生活已经稳定下来，但当祖国需要时，裘法祖毅然选择回到祖国的怀抱。他常说：“我有三位母亲，一位是生养我的母亲，一位是教育我的同济，一位是我热爱的祖国。”

1946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传到德国，裘法祖婉拒了导师和友人的挽留，决定辞去市立医院外科主任的职务，卖掉汽车和房子，带着妻女执意回到了满目疮痍的祖国，受聘于同济大学医学院。

裘法祖的妻子裘罗懿是一名德国女性，为了丈夫的事业，她也选择离开自己的故乡和亲人来到中国。在裘法祖60多年的医学生涯中，妻子裘罗懿给予了他最大的支持和安慰。

1951年，裘法祖以外科医生的身份参加了抗美援朝，1954—1958年还同时担任上海和武汉的外科教授，每个星期都要往返于两地给学生上课。妻子裘罗懿在那段日子经常是一个人，她很少能见到丈夫，在家还要照看3个小孩。她不仅给了孩子们一个幸福的家庭，还陪伴丈夫走过事业发展的每一步。1958年，经周恩来总理的批准，裘夫人成为第一个加入中国籍的德国人。

多少年来，每当丈夫外出，裘夫人都会在窗口看着裘法祖远去。裘法祖曾说，他们的婚姻是全世界最美满的婚姻。几十年时间里，夫妻两人一直住在50平方米的房子里。

“这50平方米的房子够住吗？”裘法祖不止一次被人关心。

“够住。做人我只求四点：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三餐温饱、四大皆空。”裘法祖这样回应。

（童萱供稿，选自《科学家精神 育人篇》，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