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教育革命持续纵深汇聚，以生命与信息科技融合为主的科技创新已成为影响未来世界发展格局的关键因素。医工学科的交叉融合，不但能提升传统学科的层次和水平，催生新的学科领域，也将成为引领现代医学发展、推动未来医学提升的关键驱动要素。

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促进医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呢？

中国科学院院士苏国辉

神经科学与管理科学必将更深“交融”

神经科学已与众多学科深度交叉和融合。一方面神经科学的发展已对管理科学产生了深刻影响。例如，在管理科学领域，研究者应用神经科学的方法，对与决策、消费行为、信任建立、市场判断等相关的脑科学机制进行研究，还将管理科学的理论和神经科学理论相融合。可以说，神经科学方法的应用拓展了管理科学的学科边界。

除研究方法，神经科学的研究进展有望为管理科学的研究提供新思路。例如，基础研究发现运动、光疗、中药提取物等副作用小、接受度高的非传统药物干预策略可对动物的情绪、注意力、记忆力乃至决策等脑功能起正性调节作用。如能将上述非传统药物干预策略在管理科学领域进行转化研究，无疑将为制定可高效提升决策及工作效率的新型干预方案带来巨大契机。

另一方面，对管理科学相关学术问题的脑科学研究也有助于深入了解和探讨人类大脑的复杂工作原理，而这些原理在动物模型研究中很难被揭示。因此，管理科学与神经科学的深度交叉将对人类行为的预测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科学院院士贺林

创新是学科交叉唯一目的

学科交叉历来是科技创新的源泉，诺贝尔奖中众多的获奖者均来自交叉学科就是最好的例证。

1998年，美国斯坦福大学“Bio-X计划”由美国科学院院士James Spudich和诺贝尔奖获得者朱棣文共同发起，以解决生命科学的问题为“初心”，基于斯坦福大学生物学与医学、工程学、计算机科学、物理学、化学等学科开展跨学科研究，促进了生物学与各学科领域研究人员的沟通交流与合作，成功破译了人类遗传基因密码，成为美国以大型跨学科研究计划为核心推动跨学科研究和协同创新的典范。

2021年恰逢上海交通大学最早建设的学科交叉平台——Bio-X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原Bio-X中心）成立20周年。20年来，我们始终以生命科学为“交叉点”、以解码生命为“初心”，交叉融合校内外多学科资源，在脑科学、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生物信息学、DNA纳米技术、基因组解析与合成等方向取得突破，彻底破解“有记载的人类第一例孟德尔式遗传病”的致病基因和分子机制，并坚持不懈地探索精神分裂症等脑疾病的致病原因，创新生物学大数据分析理论和方法，研发DNA纳米机器人、突破“卡脖子”瓶颈实现超高通量化学生物学基因合成。

此外，我们还在以心理精神疾病遗传学为代表的文理交叉、为扫除出生缺陷开展的医工交叉的“遗传咨询”、生物学大数据与信息科学的交叉、纳米科学与核酸分析的交叉、化学生物学交叉等方面取得了成绩。

开展跨学科研究，自然需要多学科人才的支撑。但客观地说，目前整体的教育体系相对交叉学科研究的需求来说还远远不够，特别是缺乏将基础知识内化成独立的科学精神、思想和方法的能力培养。

开展学科交叉工作必须打破常规、兼容并包，特别需要科学家能耐得住、呆得住、坚持得住。而对于交叉学科研究，不论是评项目还是评人，都应当“唯创新”，因为创新是学科交叉的唯一核心目的。

其实，很多交叉学科的研究尝试起始于突发的“灵感”，往往连最基本的验证都还没有做过，更不要提研究基础，几乎很难申请到专项经费支持。

因此，如何真正精准地支持有原始创新潜力的交叉研究项目启动，仍需要在政策上和程序上有更多细节的考量。

中国工程院院士丛斌

多学科共推科学研究新范式创建

当前，生命科学研究遇到了一定的困境，医学领域对大多数疾病的认知和治疗并没有实质的突破。人类疾病模型研制基本采用的是模式动物，由于物种差异，动物疾病模型的发病过程、病理机制、发病状态和康复等与人体的真实世界尚存较大差距。

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并不只局限于用先进的观测手段，揭示亚细胞水平或分子水平的微观结构，用先进技术所发现的这些静态结构，依然不能表征生命的微观动态过程。而细胞、亚细胞或分子水平的微观生命活动是基于一定的结构存在所表征的结构间系统互作，以这种互作所行使一定功能的时空变化动态过程。

因此，需要建立新的科学范式研究生命领域的三大基本科学问题：一是解析人体微观结构，二是揭示结构间的关联关系，三是探索结构及其行使功能的时相性变化规律。人体是最复杂的高智商网络运行系统，通过对该生命系统的科学解析能够破解生命领域的诸多难题。

解析人体网络化的运行机制需要生命科学与数学、信息科学、工程技术、化学、物理学等多学科交叉互鉴、深度融合，创新研究范式。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生命信息进行采集、处理、存储、整合、挖掘和解析，推进系统生物学研究向可定量、可计算、可调控、可预测的方向跃升，驱动生命科学研究转变为“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的新范式，以实现对生命本质的系统揭示；全面系统刻画人类数字生命和全息人体，研制更逼近人类疾病真实世界的数字化人体疾病模型，是生命科学领域的世界前沿。

同时，人体全息生命系统网络解析的研究也可以促进数学、化学、物理学、信息科学、制造业、农业等领域的科学技术进步。

中国科学院院士赵继宗

脑科学研究应与临床神经学科融合

我国脑计划是以探索大脑秘密、攻克大脑疾病为导向的脑科学研究，以建立和发展人工智能技术为导向的类脑研究。脑科学研究需要生理学、生物学、物理学、基因组学、生物化学、计算机科学、材料科学等多个学科参与。无论是脑科学研究抑或类脑研究，都需要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和精神科等临床神经学科融合，促使研究成果向临床转化。

由于伦理等原因，科学家难以用侵入式技术研究人脑。研究脑疾病（损伤）造成人的意识、语言等脑认知功能障碍或开颅手术实时脑功能检测，是探索人脑神经机制的重要途径。我国相关疾病病人数量大，紧密整合临床与基础力量，从反向思路入手研究认知功能的神经机制，是我国脑科学研究的优势之一。

与认知相关的脑疾病之所以诊治困难，主要是因为对这些疾病的发病机理缺乏认识。临床神经学科在诊治神经系统疾病的过程中获取人体生物学标本、开颅手术获得各类人脑疾病的病理学标本，可以为脑科学基础研究提供宝贵的研究材料。脑机接口是类脑研究领域唯一产业化的领域。脑机接口技术在人与外部设备之间建立直接连接通路，以脑信号为基础，通过脑机接口实现控制人机混合系统。脑机接口、医疗外骨骼机器人需要向临床转化，为脑和脊髓损伤的偏（截）瘫病人或失语的病人提供智能化的神经功能替代。

多年来，我们与中国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院所合作，在颅脑手术中综合运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术和功能磁共振成像等脑成像神经导航技术，开展脑疾病病人语言和视觉感知环路的相关研究，验证了中国人大脑语言区有别于拼音文字语言区的科学推论，绘制出精准化的脑功能和神经环路图谱，从“脑认知神经环路连接”水平进一步揭示语言区功能重塑的机制。目前正在开展“脑损伤后认知相关环路的特征、重塑和修复机制研究”，为进一步揭示人脑损伤后意识障碍机制，寻找新诊治方法。

脑科学领域需要培养跨学科、跨领域复合型人才，有利于脑科学从基础研究向临床医学转化造福于人类。

中国科学院院士陆林

多学科交叉融合实现精神疾病精准诊治

据2017年全球疾病负担报告显示，全球约有9.71亿人饱受精神疾病的困扰。而在我国，各类精神疾病的患病率高达16.6%，其中以焦虑障碍和心境障碍最为常见。

随着人口老龄化以及新冠疫情的影响，精神心理问题的疾病发病率和疾病负担将进一步加大。精神疾病的发生与遗传、环境、年龄等因素密切相关，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其确切病因并不明确，诊断主要依靠患者的临床表现和医生的临床经验，缺乏客观依据，导致临床上难治性比例高达30%左右。

因此，精神医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对于精神疾病的预防、识别和干预有重要意义。当代脑科学的研究涉及多学科的交叉融合，综合运用影像学、分子生物学、信息科学及工程学等新技术，便于深入探索精神疾病的发病机制，加快新型精神科药物的研发，以实现精神疾病的精准治疗。

我们团队既往通过心理学、认知科学和精神医学相结合，利用病理性记忆再巩固理论发现了唤起—消退范式，可以有效消除恐惧和成瘾的复燃，为恐惧相关精神疾病以及药物成瘾的治疗提供了新的视角。我们还利用神经科学技术和转基因动物发现，成瘾记忆的储存和表达需要大脑基底外侧杏仁核的参与，基底外侧杏仁核神经元集群介导了这一过程。

随着未来医学的快速发展以及神经科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生物信息学、物理学、生物化学等多学科研究的不断创新，精神疾病的发病机制与诊治技术将取得全面突破。结合脑磁图、核磁共振、PET、近红外成像等神经影像技术将发现精神疾病的客观生物学标志物，实现精神疾病早防早治；结合生物信息学，通过大数据模拟建模可以实现实时最佳决策，改善诊疗流程，快速从数百万候选化合物中识别潜在的生物活性分子，促进精神类药物的研发；结合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技术实现对社交障碍等精神疾病的心理康复训练，具有丰富的表情和肢体动作、拟人的情感思维、环境感知的机器人医疗在与孤独症儿童互动和康复教育中具有独特的优势。

此外，精神医学还将与神经科学、神经内科、睡眠医学、消化科、心内科、耳鼻喉科、功能外科学等大医学建立更实时便捷、更深入的联络会诊模式，整合多学科医疗资源，提高疑难杂症的诊治能力，培养复合型人才，开创全学科医学协同创新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