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景和

中国工程院院士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原主任

伟大的医学教育家威廉·奥斯勒早就预言了现代医学的三大弊端:缺乏历史洞察力、科学与人文的断裂、技术进步与人道主义的疏离。这种异化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愈发加剧。

当前，虽然各种医疗设备的演变对医生帮助很大，但人文关怀正在流失。如果一个医生仅仅通过操作设备和阅读检测报告来工作，他绝对不是一个好医生。

我国妇产科学的主要开拓者、奠基人之一林巧稚曾说：“医生要永远走到病人床前去，面对面地工作。单纯地或仅仅看检验报告做医生是危险的。”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多次被评为最佳医院，但其海报上只是一个听诊器。这令我深有感触。听诊器是医生最原始的医疗工具。它不如心电图或超声仪先进，但它的优点是必须与患者接触。医生要想“听”病人的话，就必须面对病人，而面对面是医生和病人为彼此寻找尊严的基础，这让双方明晰“我是你的医生，你是我的病人”——双方都是郑重的、神圣的。

我从医50多年，一直坚守在临床一线，从未与病人红过脸、吵过架。并不是我的医疗技术多么精湛，而是我平时善于解开医患关系的“结”。

这首先要对医学有正确认识与把握。医学发展到今天，并不是无所不能，它存在局限性与风险性。受限于自身的认知水平，我们对疾病的认识不一定对，就像我们对真理的探讨一样，也许现在是对的，但是过后再看，却是错误的。风险性则主要体现在医生自身的“失误”。我们要求一个医生不犯错误，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医生应该尽量不犯大错误，尽量不犯那些给病人造成伤害的错误。

因此，“失败”是每个外科医生都要学会面对的课题之一。我至今还记得在洛阳一次手术失败的经历。有一年，我们去洛阳办妇产科学习班时，遇到一个卵巢癌晚期的病人，当时患者因身体状况并不适合马上手术，但当地的医生、病人家属和患者都想把握最后的机会，邀请我作为主刀医生，甚至家属都要下跪，说等我们离开了洛阳，病人就只能等死了。

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我也只好勉强同意了。手术持续了七八个小时，几乎把患者所有瘤子都切除了，应该说手术本身是不错的，但这个病人最终还是因为身体太虚弱无法承受这么大的手术负担走了。

虽然术前我们预估了所有能想到的风险，包括家属在内也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作为医生，我还是希望她能活下来。特别是患者家属通情达理，还一直对我表示感谢，更令我有挫败感。

这个世界上已知的有三万多种疾病，能完全治好的非常少，很多时候，医生能给予更多的是人文关怀。一个医生应该心地善良，给病人开出的第一张处方是关爱；应该心路清晰，从繁杂的现象中清理出诊治方案；应该心里平静，因为会遇到各种难治的疾病、各种难处的病人。

作为医生，我们不能保证治疗好每一个病人，但我们能保证好好治疗每一个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