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敏：树立正确价值导向，建设良好学术生态

中国科学院院士

张学敏以PD-1抗肿瘤免疫治疗药物、丙型肝炎特效药物、心血管等介入治疗、微创手术、达芬奇手术机器人等国际重大医学科学突破和我国近代抗疟药研制、脊髓灰质炎疫苗研制、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消灭血吸虫病、沙眼衣原体首次分离鉴定等为切入点，指出过分强调“论文数量”“影响因子”“成果奖励”“人才帽子”“课题数量”“学术头衔”等的学术评价形式，只能催生“短平快”的成果，成为很多投机者眼中的科研“捷径”，必将极大影响我国医学科学研究进展。

“学术评价如果有‘捷径’可走，人才就会出现逆向淘汰，优汰劣胜。”张学敏表示，科技人员应坚持正确价值导向、鼓励追求卓越医学创新的科技创新评价原则，关注发现了什么、有什么意义、真实可靠性三个核心，构建以“代表作”评价、重视原始创新与重大科学发现、体现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评价体系，打破科研套路、实现创新范式，以卓越的科学生态和文化，推动使命驱动和兴趣驱动的研究，推动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的有价值、真实、可靠的科技创新。

最后，张学敏指出，要面向恶性肿瘤的有效防治、器官损伤修复、神经退行性疾病与乙肝等传染性疾病治疗、新发突发传染病的有效防控、高端或变革性临床诊疗设备等人民健康战略需求，推动国家医学卫生健康事业向前发展。

刘德培：构建医学科技创新机构体系

中国工程院院士

刘德培在会上阐述了医学卫生健康事业的机遇与挑战、医学科技创新体系的内涵和优化建设体系架构的设想。他表示，当前适逢中国医学健康事业发展的最佳历史机遇期，科技创新应坚持四个面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而基础研究是医学科技创新的源头。与此同时，我国医学科技创新也面临一些挑战。首先，医疗需求尚未获得完全满足，表现在肿瘤患病率高、晚期患者多、人均卫生支出偏低等。其次，医药原始创新能力不足，表现在研发型医药企业少、世界顶级医学研究者少等。

对此，刘德培指出，科技创新已成为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就医学科技创新体系而言，其核心特征体现在创新主体、建设目标、研究范式、组织形式四个方面。医学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框架核心为医学科技创新主体簇，要素为创新要素、基础设施、价值创造、制度环境。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院所、医学高校、医药企业、医疗机构应协同配合，结合各自优势成为不同作用类型主体。以基础设施与创新要素为支撑条件，改变基地建设数量，向临床倾斜布局，统筹教育、科技、人才要素发展，增加经费、人员投入；以高效协同医学科技创新网络进行梯次联动，形成多主体一体化医学科技创新模式，以体系建设为核心打通医学创新通路，激发主体活力、提升创新效能。

董尔丹：“三力”促进医学科学发展

中国工程院院士

科学研究分为渐进性研究和变革性研究。董尔丹表示，所谓渐进性研究，是“从1到N”的累积，是在现有范式下的补充发展，推动科学积累式渐进；变革性研究是“从0到1”的原始突破性研究，颠覆原有研究范式，促进科技革命。二者并非二元独立关系，而是递进关系。没有渐进性的积累，就没有科学革命的突破。

董尔丹从自由探索·科学研究的驱动力、健康需求·医学科研的牵引力、科技管理·医学发展的支撑力三个方面系统阐述了促进医学科学发展的创新理论和实践。

医学科技创新具有高风险、高公共投入、存在固有伦理问题和监管严格的特征，从科技前沿、科技产出、科技投入等多方面对全球各国医学科技创新情况进行比较，基于主观感知程度和客观知识状态两个维度的科学问题分类模型，董尔丹提出“三力”发展的新思路。坚持自由探索、需求导向“双力驱动”，从牵引力和驱动力两个维度，宏观上优化我国医学科学研究的结构和布局，以疾病负担和社会需求作为牵引力，以解决悬而未决的科学问题作为驱动力，结合大数据分析促进医学研究资源配置与管理的进一步优化，推动医学科技良好创新。

王小凡：积极发展医学健康领域国际合作事业

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王小凡指出，发展高水平医学科学技术是建设高水平医学健康事业的关键，也是当前国际科技前沿竞争与合作的热门领域，在落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亟须发展能够凝聚人心、协同发展、造福全球的生物医学研究。

对于医药健康领域国际合作，我国有悠久的历史积淀、深厚的合作基础和广泛的合作空间等充分有利的条件。近年来，中国医学健康国际合作日益增多，这得益于国际先进经验的影响和许多外国专家和机构的帮助。同时，中国生物医学领域不断发展和研究经费不断提升，也大幅提高了中国科学家与国际高水平科研团队合作对话的能力。中国综合实力与对科学研究重视程度的提升，进一步吸引世界各国与我国开展更多面、更广泛、更深入的国际合作，这有助于解决我国当前在生物医学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难题，也有助于为人类健康事业提供更多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但王小凡也表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仍面临医学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医药创新同质化严重，基础研究成果不能规模转化，以及项目评审、人才评价、科学教育、科研氛围等“软环境”尚需优化等问题，今后应进一步推动以大学、研究院所、学术团体为主体的国际合作，帮助青年科学家建立更多国际合作关系，牵头组织全球性研究项目或大科学计划，以中国为主场，吸引全球人员共同研究，为人类健康事业发展提供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3—6版由陈祎琪、丁思月编辑整理）